孟波——“一钩一点”，催生不朽之作

　　一部伟大杰作的诞生，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梁祝》的诞生，可见一斑。

　　何占豪、陈钢依稀记得，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的“一钩一点”，成就了这首不朽之作。

　　何占豪说：“《梁祝》的总策划是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当年如果没有他出谋划策，就没有实验小组。另外，就在我几乎难以为继几次想打退堂鼓时，他又多次苦口婆心地找我谈话，我才重拾信心坚持下来。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则是决策者孟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这一钩，太重要了!”

　　原来，1958年，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向他汇报了学院实验小组的情况。钱俊瑞听了何占豪写的《梁祝四重奏》后认为：“外国的乐器，演奏中国的戏曲音调，这是条新路。”指示希望年轻人探索下去。

　　之后，孟波向何占豪作了传达。也就是这次传达后，何占豪觉得“路”一下子变得很宽，思维也活跃了。这年秋末冬初，他们去温州慰问演出，在上海开往温州的轮船甲板上，实验小组对选题认真地作了讨论。会上，大家提出了以“主旋律”《大炼钢铁》《女民兵》为主题，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何占豪第一次提出：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一首大的协奏曲。然后，何占豪写信向孟波书记作了请示。

　　显然，孟波这支笔，下笔重千斤。这一钩，关联他个人前途命运。在那个思想极左的年代，政治上稍有闪失，丢官摘帽不算，后果不堪设想。

　　很快，孟波接信后作出决定，他慧眼识珠，在三个选题中，在“梁祝”打了一钩，并且马上让刘品专程前往温州，传达他的意见。

　　“现在反过来想，当时任何好的创意，到了孟波这里，命运由他掌握。如果他在《女民兵》上打个钩，那么，《梁祝》的故事就不存在了!然而，正是他这一钩，勾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使《梁祝》辉煌了 50年!”我对何占豪说。

　　“你说得太对了!”何占豪高声应答。

　　“在那火红的年代，我们这批有志青年，一腔热血，为民族音乐事业而奋发图强。但是，对艺术规律却不懂，需要这样一个领路人。说实话，作为一个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有压力，有担心，但他更有魄力和胆量，在争取得到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的支持后，毅然在三个选题中，挑选了《梁祝》并打了一个钩。孟波很懂得艺术规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后批示：我们的任务是小提琴音乐民族化，而不是去反映当前政治，何占豪既会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选择比较有把握。”

　　不得不服的是，孟波确实有远见。在审听初稿时，他发现《梁祝》没有“化蝶”，于是就发问：“为什么省去了化蝶?”何占豪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孟波说：“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在一旁的丁善德副院长接着说：“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什么不可以?”

　　何占豪说：“如果当年没有孟波这一关键‘点拨’，及时对我们这些无知年轻作者提出了关系作品成败的意见，那么，今天的《梁祝》，也许就没有那么美了。”

　　不仅如此，孟波还和陈钢的老师、副院长丁善德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先是丁先生动员他的得意门生、作曲系高材生陈钢，与其原本不愿合作的实验小组合作;而后孟波又排除党委会中反对出身不好的陈钢来参加献礼创作的意见，这样，才使得何占豪、陈钢两位才子“珠联璧合”，联手创作出一部 20世纪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