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政女工艺术团带来原创舞蹈《家政故事》。

 

 

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和工友李向阳带来歌曲《想念》。

 

王德志（左）和搭档孙元带来相声作品《云上的日子》，讲述“北漂”的故事。

 

木兰文艺队的小品《四十年女工梦》，真实展现60、70、80、90后四代打工女性的困境与不屈。

（均本报资料照片）

 

崔永元给参加开场舞表演的同心实验学校学生孙一发红包。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垃圾箱、油漆桶、不锈钢饭盆，都成了舞台上的道具；建筑工人、煤矿工人、车间女工，扮演着节目里各种角色；工人诗歌、大地民谣、摇滚迷笛组成了晚会的三大板块……上周，以“沟通、团结、梦想”为主题的“2015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9剧场演出。其实，早在2012年，位于京郊五环以外的皮村，就举办了首届打工春晚，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了。

 

“七是方言的机器和宿舍/湖南话在四川话的上铺做梦/湖北话跟安徽话是邻居/甘肃话的机器咬掉了半截江西话的手指/广西话的夜班/贵州话的幽暗/雨水淋湿云南话的呓语和河南话的长裙”——打工诗人用《产品叙事》诠释打工生活，而留守儿童和父亲隔空对唱彼此的《想念》，还有摇滚乐队用演出为摇滚乐和劳动者正名……

 

晚会主办方之一、“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入选打工春晚的节目，必须是生产一线的工友原创的、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作品。连续四年举办打工春晚，是为展现当代劳动者尤其是新工人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风貌和真实质朴的情感。

 

执导过前三年打工春晚的导演王德志说：“我们希望在过年的时候，打工春晚能给广大工友带去快乐。要知道，工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

 

“2015打工春晚”的导演许多说：“很多工友不会表达，甚至忘了表达，打工春晚的作用就是启发更多的人去表达，让普罗大众听到劳动者的心声：团结一心，追求美好的梦想和幸福的生活。”

 

主持过三年打工春晚的崔永元说，这台春晚，就是要为全国三亿打工者发声：城市，我们来了！

 

打工春晚1500元起步

 

据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介绍，打工春晚的缘起其实很简单。在北京皮村，生活着2万多工友。每年过年，有的工友回家，有的不回家。2012年以前，不回家过年的工友都会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看央视春晚。“后来，我们觉得，有些节目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

 

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同为北京工友之家干事的王德志提出：“既然我们在北京过年，不如就自己办一台春晚。”于是，在新工人剧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皮村春节联欢晚会正式筹备起来。

 

王德志清楚地记得，导演首届打工春晚时，全部资金只有区区1500元，“买了点灯笼，简单布置一下就完了”。除了新工人艺术团上台表演节目，其他工友也自告奋勇上台，唱歌、跳舞、说相声等等。“2012打工春晚”演了近20个节目，时长约2小时，现场观众也只有200人。

 

“崔永元老师是北京工友之家的顾问，我问他愿不愿来无偿主持晚会，他一听就答应了。”打工春晚总策划孙恒说，或许是“名人效应”，上传到网上的首届打工春晚视频，点击率一下冲高几十万。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其他地方的工友组织也纷纷报名参加第二年的打工春晚。陕西农林卫视更是出资15万元，希望与北京工友之家合作，通过卫视直播全国。“2013打工春晚”在团中央大礼堂举办，现场观众500人。此时的表演团队已不限于北京，甚至还邀请了“旭日阳刚”等草根明星参演。

 

虽说第二年打工春晚的视频点击率突破百万次，但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理想。孙恒说：“有工友反映，打工春晚邀请了明星大腕，跟主流的春晚没啥区别，脱离了以打工春晚反映打工者心声的初衷，也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因此，到了第三届，我们还是坚持以工人为主体。”

 

“去年春节前夕，崔永元老师特忙，正好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过来，答应帮忙主持晚会，所以我们就在朝阳区文化馆，办了第三届打工春晚。”孙恒说，第三届打工春晚同样与陕西农林卫视合作，对方出资赞助外地工友和嘉宾的交通、食宿、场地排练等费用。最终，“2014打工春晚”视频点击率破千万人次。

 

去年下半年，受多种因素影响，陕西农林卫视不再投资。因此，去年9月，担纲“2015年打工春晚”导演的许多通过发布会征集工友节目的同时，不得不通过众筹网拉赞助。

 

“我们与朝阳区文化馆、朝阳区文委一直有合作。所以今年文化馆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表演场地，包括舞台、灯光、音响、舞美等等。”许多一边挠头，一边算账，通过众筹拉来的钱加上香港乐施会的项目资助，今年总花费约10万元，“差不多打平，基本没有结余”。

 

“三个臭皮匠”共圆春晚梦

 

今年的打工春晚，经北京、深圳两地三次海选，从全国一线打工者报送的100余个节目中选拔了较具特色的21个，参演的基层打工者有60余名。

 

问及节目的遴选标准，孙恒说，主要有两条：首先，以工人为主体，即出演者必须是生产一线的工人，不能是脱产的全职专业演员；其次，作品内容必须具有原创性，虽说是表演节目，但打工春晚不是才艺展示，而是要反映工人的现实生活，表达工人的心愿和期盼。

 

在三个负责人中，王德志比孙恒、许多来北京都早。他1977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因家贫，小学一毕业，他便辍学回家务农。

 

18岁那年，抱着“说相声、上春晚”的梦想，王德志偷偷拿走了全家半年的收入——700元钱，独自来到北京。临行前，他留下一封家书给朋友，告知：“去北京的车，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下午4点，你把信交给我爸妈，这样，他们就算想追我也来不及了。”

 

接信后，王家父母并不相信儿子真的去了北京，而是认为“这小子肯定是闯祸了，所以偷了钱，躲在外面不敢回来”。

 

那是1995年，闻名全国的综艺节目是《曲苑杂坛》、《综艺大观》。王德志天真地想着，自己先去中央电视台应聘，培训一两个月，就能上1996年春晚表演，然后，一举成名、衣锦还乡。

 

谁知，在央视门口，保安淡定地告诉他：“春晚的节目，半年前就定下来了。”王德志的明星梦幻灭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左思右想：“偷”了家里的钱，肯定不能回去，父母会伤心；到北京折腾一趟，啥也没干成，村里人会笑话。更糟糕的是，如果回家种地，出路在哪里？“娶个媳妇守着一亩三分地就是一辈子了”。

 

在北京，王德志从一月300块的零杂工开始干起。寒冬腊月，睡在拼起的饭桌上，只盖一层薄被，半夜常常冻醒。

 

一个月后，王德志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王家父母瞪大眼睛看着信封，方才相信儿子是真的“进京了”。从那以后，王家父亲的低血压骤然变成了高血压，再也没降下来。王家母亲每逢在电视新闻上看见北京有人出车祸，都会疑心是不是自家儿子没了，“乌拉乌拉”地大哭一场。

 

随后三年多，王德志在餐厅当过厨师，在面包厂刷过烤箱，在印刷厂做过工人……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相声梦。

 

1998年的秋天，辞去中学音乐老师的职位，孙恒从河南开封来到北京。那时，他对人生感觉迷茫，“我的工作看似不错，可我不能总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想出来闯一闯，看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孙恒抵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客站当搬运工人。此后，他又换过很多工作，在歌厅、酒吧驻唱，在地铁、街边卖唱，再后来，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音乐。

 

“第一次接触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跟以前在中学当音乐老师看到的学生，完全两样。”孙恒说，因为流动儿童的课余生活很贫乏，所以他决心，为孩子们写歌、教更多的孩子唱歌。

 

1999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来自浙江海宁的“北漂”青年许多，在地道里唱摇滚时，遇到了前来借钱的孙恒，“那哥们儿心急火燎地跑来，说有工友出事住院了，问我借钱。我也就卖唱那点收入，全给他了，就这样认识了”。

 

那个秋天，在王德志眼里也是明媚的，因为他报上了西四北三条小学的一个相声培训班。为了一周半天的课程，王德志换了好几份工作：蹬三轮车送水、广告公司销售等，只为有更多时间学相声。

 

2002年，在一次登台表演中，王德志认识了唱歌的孙恒、唱摇滚的许多。同年5月1日，“三个臭皮匠”和其他工友共同发起创办北京工友之家，当时称为“打工青年艺术团”。

 

打工者唱响“劳动者赞歌”

 

“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后，利用节假日及工作之余奔赴建筑工地、工厂、打工者聚居社区开展义务巡演活动，丰富工友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2003年起，艺术团获得香港乐施会的支持。2004年9月，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发行约10万张，获得7.5万元的版税。于是，工友们用这笔钱开办了一所打工子女学校——同心实验学校。随后，又建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工人剧场、义卖商店、生态农园和工人大学等等。

 

由于成立的各类组织越来越多，孙恒等人逐渐转为专职的干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梦想”。今年，王德志表演了全新相声作品《云上的日子》，述说打工漂泊的故事；许多带领同心文艺小组出演小品《团结就是力量》，讲述环卫工人团结一心，通过集体协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故事；孙恒则带领大家合唱《劳动者赞歌》作为压轴。

 

“如果有一天，工友们觉得打工春晚的节目离打工者的生活远了，大家不愿意演了，那就没必要再办下去了。”孙恒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很多节目形式新颖，参演主体也很多元化，越来越受欢迎，“我们邀请过香港、泰国等地的工人组织前来演出。今年的小品《喜宴》就是台湾野草丛剧社带来的，讲述台湾服务行业工人的现状，剧团成员也是打工者。由此可见，天下的工友都有同样的表达需求。”

 

孙恒坦言，策划打工春晚，最大的难点是节目。“你要知道，一线工人几乎没有时间创作，而且我们的节目又都要求原创。这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积累和思考。举例来说，今年由北京家政女工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家政故事》，她们108个人排练了足足一年时间，但真正表演时，上台的8个人还在边演边喊号子。为什么？就是家政女工没有固定休息时间，跟客户请不了假，没时间排演。”

 

最让孙恒等人忧心的，还是流动儿童的求学问题。在中国广大山村有6000万留守儿童，在城市中有3600万流动儿童漂泊，这庞大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

 

王德志说：“女儿已经6岁了，马上面临读小学，首先考虑放在同心实验学校。实在不行，只能当留守儿童，回到河北她姥姥家。”

 

据不完全统计，就读同心实验学校的600多名孩子，流动性高达1/3。正如诗朗诵《北京，我来了》写道：“在这里，留下我童年的足迹/在这里，有值得我眷恋的东西/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不管你爱不爱我，我在这里。”

 

“孩子自然希望能留在父母身边的，可学校随时都有被关停的危险。”王德志颇为无奈地说，现在，他早已放弃了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梦想。“如果按照我最初的梦想走下去，或许干到最好也就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但现在，我宁可团结散落天涯的沙砾般工友，大家合力筑成一道城墙，共同面对和解决打工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