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就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1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如此认为。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准备好了吗？”在昨天复旦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联合主办的复旦—新大国际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前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作演讲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林毅夫说：“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摆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体系、提出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型和理论判断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中国，更是对全人类知识的贡献，对世界上处于发展中国家的85%的人口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从来都不是主流。”林毅夫说，“经济学理论就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越简单越好。但理论的重要性并非由逻辑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而重要的现象往往都发生在重要的国家。”林毅夫说：“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国力最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界常常说的笑话是：美国经济打喷嚏了，世界周边国家就会重感冒。所以当时研究美国为什么打喷嚏的理论才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

正是因为需要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因此只有处于重要经济现象之中的经济学家才能感受社会脉动，研究不同社会现象的变量来解释经济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国富论》出版直到上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都是英国人。而上世纪40年代至今，引领社会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结束了近两位数百分比的经济发展率，但7%左右的经济增速仍然是世界最高。”在他看来，以这一增速，到了2020年中国的城乡收入以2012年为基础将翻一番，中国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那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都需要关注的‘重要现象’，以此来看，是时候在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出现大师了。”

“现代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和理论框架，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主流为基础的，而且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框架体系下进行研究也更容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出现研究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的状态。”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摆脱这样的状况，用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严谨和逻辑体系，来提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意义。”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研究了过去70年以来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现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世界上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人均收入最多只有四五倍的差距，工业革命后这一差距迅速达到20倍、30倍之多。但是70年过去了，200多个经济体中能够从低收入成为中等收入的地区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中等收入达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13个，除了日本和四小龙以外，其他都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地区在过去70年中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

“失败的国家都是因为当时完全采用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那些少数成功者所走的道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都是不被认可的。”他说：“比如二战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认为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必须跟发达的高收入经济体一样高，工业、产业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但发达国家当时的产业是资本密集的大型工业，在发展中国家按照市场发展不起来，当时提出的理论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应该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进口替代战略，这样的战略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推行这个战略的国家，通常有几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然后停滞，然后危机不断。”

林毅夫举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向中国学习，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国际上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不符合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应该像美国那样取消政府干预。实际上，在少数国家取消政府干预后，出现了更大的危机，继而根据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验采取休克疗法，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危机和更滞后的经济。而少数几个，例如越南、中国等渐进双轨制的经济体，获得了稳定的发展。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的方法论其实并没有差异，只是研究对象有差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问题？因为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不完全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提出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模型、理论判断。”

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