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四点，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张行宇看到一则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逝世。很快，就有其他村干部聚到了他的办公室内。大家的话不多，脸色凝重。

“我们小岗人的心情非常悲痛。”张行宇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要不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敢于担当，省里也不会那么快允许‘大包干’。小岗的每个村民都很怀念他。”

为了活下去18户村民甘愿冒险

在小岗村村民严金昌的脑海中，满满的都是30多年前的记忆。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上世纪70年代，随着7个孩子的出生，严金昌一家种地收的粮食根本无法糊口。村里发的布，即使全家集中起来，也只能做一件新衣裳。一家9口人吃不饱、穿不暖，农闲时，30多岁的严金昌只能选择成为当时“凤阳讨饭团”的一员。

由于地处高坡，小岗村时常发生干旱。1978年，从春天起，旱情持续发展，最终粮食大幅减产。“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合在一起怎么就搞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生产没有积极性。”严金昌和村里其他17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户聚到一起，在昏暗的煤油灯旁，面对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按下了18颗鲜红的手印。这场发生在偏僻农村的“偷分”，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冒这个险需要勇气，被发现了很可能会坐牢。我们在契约上‘托孤’，如果有人因此而死，希望其他社员将他的孩子养到18岁。”严金昌说，当时，我国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允许包干到户。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村村民包干到户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可严金昌他们不愿回头，用他们的话说，饿得什么都不怕了。

一年？三年？“我准许你们干五年”

有阻力，也有支持的声音，当时滁县和凤阳的领导觉得必须求变，试着先包干起来。1979年3月19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地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施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产了，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小岗村第二年获得了丰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之后，家家户户都堆满余粮。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由大包干前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从22元跃升为400元。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村视察。

“他来，我们18个人心里还是很紧张，凤阳、滁县的领导也很紧张，毕竟省级领导可能首次对大包干进行公开表态。”严金昌清晰记得当天的场景，“大过年的，天很冷，万里同志穿了一件大衣。村里那时还不像现在，大马路直通家门口，那时都是土路；而且每家每户住得很零散，布局很乱，但他挨家挨户嘘寒问暖。他讲，既然来了，就要每家都去看看，把事情彻底调查清楚。”

经历了两年的连续丰收，严金昌手上有些闲钱，但还没来得及盖房子，住的是茅草屋。万里走进来，一进门就握住严金昌的手，问：“今年收成怎么样？”

“好得很，袋子里都装得满满的。”严金昌说。

万里一会儿摸摸这个粮袋，一会儿摸摸那个粮袋，不时跟县里的干部交谈。

严金昌见状，赶忙问万里：“万书记，凤阳领导批我们干一年，滁县地委领导给我们批三年，您能批我们干多少年？”

“我准许你们干五年。”万里说。

当时，万里并未说明“大包干”能永远地干下去，严金昌还是不放心，就问有没有红头文件，要是别人来告自己怎么办？“这个官司我包打了！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说。

小岗没人会忘记万里的贡献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安徽全境迅速推广。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而小岗村，也一步步发展，旧貌换新颜。

张行宇告诉记者，2003年小岗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4500元；村里的布局经整合改造后更加合理，家家户户前屋开店铺，后屋囤机械，中间的两层小楼当住房；村里还设置了垃圾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地下管道全部铺设完毕。

严金昌的家庭状况也随着小岗村的发展有了剧变。1980年，他花了相当于2000斤粮食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和一辆手推车；2003年，他瞅准商机，将土地流转出去，率儿女将重心转移到服务业上面；现在，小岗村北侧的一段店面已被严家“买断”。

可严金昌一辈子也忘不了万里的恩情，他说：“没有万里同志，就没有‘大包干’的确立，更不会有小岗村的今天。他为改革付出的努力，值得所有小岗人铭记。”

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