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

二战时期，犹太民族没有祖国，在欧洲遭遇的是有计划有秩序的大屠杀。战后数十年间，犹太民族采取了多种方式，将战争创伤逐渐镌刻在民族记忆之中。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受到了严峻的生存挑战。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约50万大屠杀幸存者涌入以色列。为确保新建犹太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存权利，以色列在建国之初颁布了系列与塑造民族记忆有关的立法。首先是建立大屠杀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定在“华沙隔都起义”开始的第一天，目的在于彰显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1959年，以色列又规定将大屠杀纪念日的名称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其次是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早在1953年，以色列议会便通过有关法令，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并将其定为纪念大屠杀的国家机构。纪念馆地理位置的选择也与英雄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谈论大屠杀的苦难与国家精神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多数幸存者为了在新的环境里求得生存，情愿将惨痛的经历埋藏在心灵的坟墓中。

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转折始于1960年。当时的本-古里安政府对纳粹头目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目的在于教育国人了解大屠杀真相，让幸存者公开讲述自己的苦难，使以色列年轻人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非像在1948年“独立战争”那样取得胜利，而是如同“待宰羔羊”一样走向屠场，开始认同幸存者的苦难。

自此以后，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一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988年以来，以色列教育部进一步推广生存者之旅项目。这是一个年度教育项目，主要是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前往波兰，探寻大屠杀历史遗迹。这些人在十几天的旅途中，不但对惨痛的民族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并且表示要在哭泣与沉痛之外，发奋自强，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时至今日，大屠杀教育成为国家化与国际化的项目。在以色列内部，大屠杀乃是以色列人身份建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大屠杀与全球化的诸多现象，如反犹主义、民族身份、以色列-大流散关系以及人性等诸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而在大屠杀教育国家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中，大屠杀纪念馆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3月大屠杀纪念馆的新馆揭幕，纪念馆中的800名老师每年在以色列各地组织活动，讲授同大屠杀相关的内容，在纪念馆内为以色列学生和军人进行培训，并用9种语言举行海外大屠杀讲习班，将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聚集到大屠杀纪念馆接受培训，讲课内容涉及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文化与文学、大屠杀历史等诸多方面。每隔两年，大屠杀纪念馆会主办一次国际研讨会。海外犹太社区的大屠杀教育基本上与以色列同步。

非犹太世界的大屠杀教育也值得重视，许多国家都建有大屠杀纪念碑、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中心。最近十几年，关于大屠杀的讨论在非犹太世界逐渐增多。1998年，欧盟成立了国际大屠杀教育联盟，资助大屠杀教育。2005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月27日，即解放奥斯维辛-波克瑙的那一天定为大屠杀纪念日。197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学校开始进行大屠杀教育，并且通过一些文学媒介进入到美国意识当中。1993年，大屠杀纪念馆在华盛顿揭幕。联合国也有专门的项目，推广大屠杀教育。以色列大屠杀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记忆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铭记历史，而是要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