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明尼阿波利斯几乎一夜骤寒，却无碍整座城市对于跑步的狂热。昨晨7时，双子城马拉松10英里（约16公里）项目起点拱门，当熙攘的人群彼此闲聊着消磨开赛前的时光，34岁的上海白领顾问静静地站在原地，为即将开始的旅程做着最后的准备。

初次相识至今，顾问的言语从来不多，但在起跑的枪声响时，他却难得主动提起了自己内心的兴奋。一路上，他的步幅平稳、呼吸均匀，小幅摆动的手臂透着股老练的沉稳劲儿。与周遭的跑者相比，顾问早已没有什么不同，唯有左侧肩胛骨下方的心脏起搏器，还偶尔提醒着他，过去那段因心动过缓病症而出现间歇性短暂晕厥的短暂时光。

顾问的故事并非孤例，昨天这场浩大的马拉松赛中，有着多达25位携带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患者参与。其中，既有因战争中脊椎受伤而患有“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的退伍老兵，亦有自小与糖尿病抗争的长跑达人。他们都曾深受病痛折磨，如今又都受邀于作为双子城马拉松赛中赛的美敦力“全球英雄”活动，共同完成这意义独特的挑战。若你不曾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过往，自然无法读懂他们对于奔跑的渴望。

“废墟”之上重建生活

如油画般曼妙的风景之外，双子城马拉松的赛道也多的是恼人的上坡，耗尽跑者的体能与信心。奔跑至8英里时，顾问说自己有些累了，他的双腿有些发沉，呼吸略有错乱，但脚步却始终向前。从熙攘的人群中出发，直至迎着狂热的欢呼声抵达，他没有走过哪怕一步，正如其赛前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要将如今这场挑战视作自己业已康复的证明。

去年3月，在一次偶然的晕倒后，顾问被确诊为慢性心率失常（又称心动过缓）。虽然医生及时给他植入了心脏起搏器，控制了病情的发展，心跳过慢的症状以及相关的晕厥现象至今也未再发生过，但确诊后的恐惧和沮丧令他至今记忆犹新。

“即便心脏起搏器完全消除了症状，但当时的我依旧强烈怀疑自己能否继续追求患病前的工作目标，总是抱怨生活太不公平。”顾问的抱怨并不难理解，谁也无法在事业上升期坦然面对这般挫折。然而，若非因此而生的这份危机感，或许他也无法真正理性地正视从前那被熬夜、烟酒占据的生活。为了加快恢复，同时也是为了重拾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信心，在医生和家人鼓励下，顾问戒去了烟酒，并开始了定期的慢跑训练。

长久以来体能的积累，在昨天的这场10英里挑战中迸发。跑过终点的那一刻，向来沉稳寡言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告诉旁人，“感觉自己能继续一直跑下去。”对于顾问而言，这次的美国之旅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他第一次与同样携带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战友们一同走向赛场，而他们的故事或将成为激励其一生不畏艰险的勇气。

跑步照亮迷茫人生路

抵达明尼阿波利斯的首日，克里斯塔·维尔科姆（Crystal Welcome）的名字就总被人们提起。其中，既有关于其跑步天赋的惊叹，亦有对其作为选手代表与抗议双子城马拉松举行的当地势力谈判的敬服。然而，当这位皮肤黝黑的女生真切地出现在眼前，却多少让人有些讶异。

维尔科姆的身材发福得有些严重，眼神中则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淡然。直到她如约落座，平静地诉说起过往，一切问题才真正有了答案。年少时被周遭的孩子欺凌，是一场跑步比赛的胜利让她赢回了旁人的尊重，也开启了她的跑步生涯；若干年前遭遇几乎致命的疾病，她体重飞涨，又是跑步让康复后的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关于维尔科姆患上的名为“颅内压增高”的疾病，有太多骇人的描述。无法抑制的头痛、随时可能跌倒的危险、几近致盲的视神经压迫，一切都足以让自小命运多舛的她失去理智。“我曾在病床上连吞好几粒安眠药，尝试自杀。病症太痛苦了，没人能给我哪怕一点点帮助。”维尔科姆说，病榻上的自己从未想过有一天能重新奔跑，连体面的生存都已是奢望。

“失去控制”，这是维尔科姆最常提及的词汇。曾经，她总能用惊人的成绩来回报节衣缩食送其参加各类跑步比赛的父亲，而三年内14场手术的折磨，让她就连曾经引以为豪的体型也失去了控制，直到神经刺激器的植入改变了她的生活。对于维尔科姆而言，或许再也没有什么比康复后的第一场跑步更难以忘却。

那是在其家乡佐治亚州的一座小山上、一场夹杂着兴奋与恐惧的旅程。手术留下的疤痕折磨着她，对于病情复发的恐惧萦绕着她，但在那一刻，她也同样感到，曾经失去掌控的命运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比起手术的伤痛，这些又算得上什么？以前我为父亲而跑，如今则为自己。”

即将到来的冬季，维尔科姆将踏上一场从墨西哥直到加拿大、长达2660英里的独自徒步。她说，如今的自己手握残疾证还无法工作，在这人生的迷茫时刻，只有跑步能照亮自己前行之路。

“重生”的老兵鼓舞世界

“这改变了我和我的家庭，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新西兰老兵迪昂·塔卡（DionTaka）口中的变故源自三年前的一次遭袭。对于那恐怖的受伤过程，塔卡至今依然记得所有细节——子弹击碎了他的盆骨，让其全身都开始灼烧，伤势重创了塔卡的大腿与腹部，进而引发了“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

抵达医院前，塔卡从未听说过这一罕见的名字，他只知道治疗的过程会很痛苦。除了跑步，参军前的塔卡深深迷恋着澳式橄榄球。与大多数新西兰男人一样，对于塔卡而言，那种交织着刺激感与疼痛感的肌肉碰撞填满了整个青春期。然而，再结实的肌肉也无法抵御病痛无孔不入的渗透，“那种如同有人猛击你双腿般的疼痛，久久无法散去。”塔卡表示。

与维尔科姆一样，塔卡也尝试过自我了断，只是锋利的刀片未能顺利割断自己的动脉。12岁时他就开始跑步，病榻上的梦中依然会想起曾经奔跑于夕阳下的场景，但越是渴望内心却越是绝望，直到有一天接受了脊髓刺激仪的植入。

塔卡有着新西兰人一贯的直率与坦诚，他并不讳言，对于如自己这般疾病的患者而言，跑步不会对康复有些许帮助，反而每次跑完都需要承受额外的疼痛。但他却坚持了下来，带着右小腿上特制的护具，加快自己的步伐，只因一句“跑步已成为我的一部分。”

对于塔卡而言，关于未来最大的期盼是，从绝望中重新站起的自己能如同炙热的火炬一般，给予更多身处低谷的人以鼓舞与温暖。而在人生的下一次旅程，他将选择回归校园学习康复心理，只为能让更多有着相同境遇的人能重新站起。

文汇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本报明尼阿波利斯10月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