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7月下旬，德国突然在一周之内因为接连不断的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始终占据着国际媒体的头版位置：7月18日，一名17岁的男性少年在维尔茨堡的区间列车上执斧头和尖刀攻击并重伤数名旅客，凶手随后被警察击毙；22日，一位18岁的男性青少年在慕尼黑的奥林匹亚购物中心门前滥杀无辜，共射杀九人，随后自杀；24日，一名21岁的青年男子在罗伊特灵根用砍刀杀死一名孕妇，并砍伤五人；同日晚间，一名27岁的男子在安斯巴赫举办音乐活动的场地前引爆自制爆炸装置，炸死了自己，伤及15人。

爆炸、枪战、砍杀，血腥和死亡，呼啸的救护车，四散逃生的人群和如临大敌的国家机器——种种画面和消息足以颠覆人们对于德国社会和平、有序的惯常印象。那么，德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德国社会和政界在震惊之余的反应如何?作为外部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们会发现以下耐人寻味的现象：

德国政治生态的分化加剧

首先，德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性”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政界人物的言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文对于这些恶性事件的描述，即是模拟了德国主流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的报道口吻。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前文中没有提及凶手的国籍或族裔背景，更没有使用难民、外国人等字眼。然而事实是，维尔茨堡的凶手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慕尼黑的凶手属于第二代伊朗移民；罗伊特灵根的凶手是叙利亚难民；安斯巴赫的凶手也来自叙利亚。如果看到这些信息，不安的普通民众很难不从中得出疑问：为什么对德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全是难民或外来移民?但是，这种怀疑所有的难民乃至以偏概全怀疑外国人的观点显然有悖德国的“欢迎文化”———默克尔总理去年8月底凭借一句“我们能做到”，继而敞开国门无限额接收难民，激发了德国人多少左派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否定难民，岂不是否定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的宽容?

因此，政治正确的德国主流媒体和政界就此展开的讨论与我们在国际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相径庭：维尔茨堡的少年被认为是模范融入了德国社会，为什么会突然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恐怖行为?什么社会因素和心理疾病能使慕尼黑的少年成为杀人魔——而滥杀无辜是西方社会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　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极端右翼分子吗?　罗伊特灵根的凶案动机属于感情纠葛吗?　安斯巴赫的凶犯真是“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所称颂的“圣战士”吗?最后，仅有维尔茨堡和安斯巴赫事件被定性为暴恐行为，并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法国尼斯暴恐行为相提并论，需要政界和社会进一步作出反应、情报部门展开调查，但这两起暴恐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均在去年难民潮爆发之前就已经抵达德国，于是这两人的极端化就与难民、穆斯林以及德国的难民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暴恐行为是开放社会价值观的共同敌人。我们能够看到，谁也不愿意轻易涉及“年轻人、男性、难民、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从而被贴上不宽容、排外、右倾等政治标签。

除了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等传统的民粹主义阵地。恰恰是在这里，舆论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情形：极度不安的德国民众一反过去一年中对于难民的友好态度，猛烈攻击默克尔总理不作为的难民政策，呼吁从严对待难民以重建社会安宁。同时，与上述情绪性民间舆论类似的、不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声音也出现在以下政治阵营和政治人物身上：以右翼民粹和排外立场获得颇高人气的德国选择党(AfD)，巴伐利亚执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该党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合称“联盟党”，左翼党(DieLinke)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萨拉？瓦根克奈希特等。这是一个让德国政治观察者大跌眼镜的政治频谱组合。这说明，在经历了2016年新年夜科隆等地发生的疑似北非和中东背景的青年男子在公开场合大规模性侵女性的事件之后，难民和外国移民问题已经逐渐具有分裂德国社会的潜力。面对如此罕见的恶性治安事件——科隆此间已经立案的至少有八起指奸和至少一起强奸——即使是最左翼、最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很难掩饰对于政府失职的不满。针对难民的话题，不同意见的对垒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左对右、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而是横穿了不同的党派。这无疑加剧了德国政治生态的分化，使得传统的政党阵营区分被进一步模糊和弱化。

默克尔按兵不动是权宜之计

德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不可捉摸的发展，对于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欧盟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尤其在英国脱欧成为定局、法国暴恐不断和经济不振的局面下，德国几乎已经成为欧盟唯一的支撑性力量。那么，德国政府和政界会任由当前的治安局面以及沸腾的民意恣意发展下去吗?

虽然是联合执政的政党，巴伐利亚的基民盟却坚决与联邦政府唱起了反调。究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维尔茨堡、慕尼黑、安斯巴赫都位处巴伐利亚，因此巴伐利亚州政府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此间政府甚至考虑在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期间禁止使用双肩背包———慕尼黑和安斯巴赫凶徒在行凶时都以双肩背包携带弹药。7月26日，基民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泽霍弗尔宣告围绕难民政策争论的短暂平静期“已然结束”，巴伐利亚不需要再受“呼吁审慎的人的影响”，而要在安全政策方面采取“非常非常坚决”的“强力”措施：加强警力装备；严格边境检查，“不存在开放边境的政策”；更快的遣返措施，“连遣返回危机地区也不应该是禁忌”；监控难民营；联邦国防军可以在国内发生暴恐事件时协助警察；延长个人信息存储期，以及监控邮件。不难想象，这些政治要求将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德国现有政治制度的框架。而且，泽霍弗尔表示未来再也不会为了维护联合政府的和气而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默克尔，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能够继续保持沉默、冷静观察、择良策而从之吗?德国政治观察者无不熟悉她的一贯执政套路。但是良策在哪里?全面回应巴伐利亚的呼吁，从而否定自己此前的难民政策顺应民粹主义的向右转趋势吗?为默克尔带来最大国际声望的难民政策，会不会因此成为她政治生涯的终点?

令人意外的是，默克尔虽然打破沉默，中断休假，在7月28日提前召开联邦新闻招待会，但更多是向民众传达了“一切照常”的镇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答民众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她所提出的所谓“九点方案”也多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性应对措施，其中成立解密邮件的专门机构、联邦国防军和警察共同进行反恐训练、建立难民极端化预警机制等措施也算不上最近的决定。默克尔的基本立场依旧是按兵不动，在价值观和道德的层面上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恐行为：这些暴恐分子出自难民，而他们“前来德国是为了寻找，或者号称寻找保护的”，“凶手在嘲讽收容了他们的这个国家”，德国面临的是全球化时期的“历史性挑战”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恐行为。人道的难民政策没有错，“我今天和当时同样坚信：我们能做到。”

把德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也许能令人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思考问题表象背后的内在机理，但是仅仅以口号谴责暴恐行为、借刻意的镇定回避文化冲突和社会融入等话题，无论如何都只能算作权宜之计。也许正如默克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所承认的，就追加何种措施是必须的所做出最终判断可能“为时尚早”。德国政府和政界显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难民政策解决方案，以及基于外部冲击的新型社会共建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来，过去一年多的难民潮给德国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冲击还只是刚刚开始———希望这不是一个悲观的预言。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