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的眼光读诗经——张炜《读<诗经>》书后

翻开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人们在辞令之间动不动就说“诗云”如何如何，甚至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场合，有些外交官也要靠引用几句《诗经》来证明自己做法的合法性。那个时候还没有“子曰”，《诗经》是出现在孔子之前的。孔子对《诗经》进行了一番删削的工作，把它正式纳入儒家门下，成为六经之一。当然孔子是非常重视《诗经》的，到了汉以后，“诗云子曰”就几乎成为读书人判断真理的标准，甚至认为如果不在文章里引用几句《诗经》来印证，就达不到真理的高度。由此可见《诗经》在古人的生活世界里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诗经》当做真理的标准，那么这整本书不就像是《中学生行为规范》了吗？这方面做得最极端的是南宋的朱熹。本来《诗经》里面可能就是单纯的家长里短的小故事，朱熹偏偏把它上升到儒家义理的高度，说什么是在针砭时弊，劝诫君王，甚至说里面有24首淫诗，给《诗经》戴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朱熹的影响之大毋庸置疑，几乎垄断了南宋以后六七百年的官方话语权。于是乎，《诗经》中美学和艺术性的一面就被遮蔽了，它的本来面目便隐而不彰。又加上历代读书人的诠释，给《诗经》附着了许多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阅读《诗经》便面临着多重困难。大致来说有二，其一是时代所造成的距离。《诗经》时代的风俗跟今天的风俗当然会有不同，孔子时代的风俗和朱熹时代的风俗就已经有所不同了，或许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他们在《诗经》理解上的差别。我们在今天就更难了。其二是语言所带来的隔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白话文，而《诗经》里用的却是古奥的文言文。这一隔膜主要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而在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发布命令通令全国的中小学废止读经。由此《诗经》距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是正因为《诗经》本身的价值，以及我们逐渐复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诗经》又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正如论者所言，文化不像衣裳，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当你把一种文化打入冷宫之后，想要再重新拾起来，是要费一番功夫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张炜先生的《读<诗经>》一书便提供了一种文学家的解读视角，为我们重新进入《诗经》指出了一条门径。

张炜是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出版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自1999年以来，他把兴趣转移到对于传统文学典籍的解读上来，陆续出版了《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等著作，又精心打磨，推出了《读<诗经>》一书。张炜对于传统典籍的解读自有其特点，把文学家的感性与想象融入进来，带有深厚的人文色彩。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曾说：“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无不可。”如果说传统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侧重的是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那么张炜的解读思路更接近于以“诗”的眼光读《诗经》。借作者的一段话来说：“对于几千年来的那些辛苦的索引派与考证派，我们既要感谢他们所做的种种基础性工作，但同时又不可拘泥于他们的劳动，不能让那个时期发生的所谓历史和人事，一一强固到诗的身上。”可见作者的思路暗暗契合于闻一多所指出的以“诗”的眼光读《诗经》的主张。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整体概论，从《诗》何以为经”入手，带领读者思考“文明的不得已”，感受“直简之美”，贴近“孔子的诗心”，领略“诗的古今价值”。下篇从《诗经》中精选了84篇具体诗文，加以简注和解读，引领读者游弋在《诗经》世界的曲径回廊之中。

文学家对于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读<诗经>》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作者注意到，“它主要描述的这个区域，弥漫着北国的风气，而少有南方色泽”，“字里行间闪烁着北方的文采”。这一特色对于汉语言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启路与奠基作用”。这就充分揭示出《诗经》中的语言风格对于汉语言乃至整个汉文化的影响。《诗经》里弥漫着的这种北国风气，恰与《离骚》的南方风格形成辉映。王国维也曾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北诗风之间的区别。这是从区域与语言的关系而言的。

作者指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对于语言表达的深刻影响。比如在“蓬勃风气”一节中，作者罗列了《诗经》中包括“关关”“交交”等在内的二十个拟声词，感叹这些词语的生动、可靠、传神与不可替代。在他看来，当时的人们之所以有此等的创造力，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与自然万物的距离太近了。而现代人对于自然的感受已经“式微”，只能勉强追求一种表面的形似，失去了固有的那种野性浪漫。

作者特别注意到这种古今之间的状态之别，他略显悲观地指出：“现代人有一种垂死感，有一种与万物竞争、掠夺、征战的濒临存亡的状态，似乎早已失去与自然界万物平等、共生共处的开阔空间，余下的只是拼争、紧张和焦虑。”这与《诗经》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形成显明的对照。似乎与《诗经》时代相比，现代人的生活更值得同情。德国大诗人席勒在名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指出过两种对待诗的态度，他说：“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先生倒真的是持以一种感伤的态度来解读《诗经》。《诗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幸而我们能够通过阅读《诗经》，感受那个时代的风情与生气，为衰败的现代心灵注入一味强心剂。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