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际二战史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记忆文化，特别是那些战败国的记忆变迁史。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是：1945年后，像德国、日本这样的二战元凶究竟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负担”的？藉此，人们才能进一步了解这些国家当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视野也日益受到欢迎。其中，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的著作《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吕澎、王维江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继英国历史学家布衣的《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美国历史学家劳拉·赫茵等编辑的论文集《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和记忆》后的又一本战争记忆文化比较研究力作。

一般认为，德国的认罪态度要好于日本。这不仅反映在德国政治家们不厌其烦地向当年受害对象道歉与赔偿的姿态中，而且还体现于历史教科书中长达数十页的“犹太大屠杀”描述里。不过，基特尔告诉我们，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被占时期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认可态度，很快随着建国初期追求“正常化”的心理而下降，大量前纳粹分子由于“大赦”而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尽管如此，基督教回忆文化的自责特征、第一代领导人的谨慎立场、保守派历史学家们的巧妙诠释（即把纳粹历史与德国文化区分开来）、记者们探求真相的不懈努力和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冷静态度，特别是来自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压力，都一步步地促使“奥斯维辛”进入到德国的国家记忆中。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变。自此之后，与纳粹主义的清晰切割成为社会共识，“历史负担”反倒扮演了联邦德国在历史政治中的前进动力。与此相反，日本的罪责观远远落后于德国，如基特尔所言，“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本，东京审判的认可度不断下降，把战犯视作“烈士”的观点反而越来越受到拥护。对此，基特尔认为，“耻感文化”的内因解释并不足以让人理解日本对待“历史负担”的基本立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战后所面临的“完全不同的框架条件”：首先，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免除天皇的战争罪责，匆忙结束“政治整肃”以应对冷战格局；其次，被侵略国十分轻易地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强力监督，甚至出现了东京审判时印度法官以日本侵略造成殖民帝国后退为由对所有被告做无罪释放的提议！再次，与强大的美国犹太人势力相比，亚洲被侵略国在美国的侨民无法形成有效的院外游说力量，来对美国的日本政策施加影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二战记忆文化中的“核爆炸画面”让日本形成了建立在广岛经验之上的“耿耿于怀的受害者意识”，以至于在日本公众意识中，并没有彻底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罪行划清界限。值得关注的还有两国右翼翻案的效果比较。在德国，右翼提出了“德累斯顿遭受盟军轰炸而遇难的平民”、“战后初期东部疆界变动中被迫迁徙的德意志人”等悲情话题。但无论怎样，这些讨论都遭到了“犹太大屠杀唯一性”的阻击，奥斯维辛的种族灭绝特性让其他战争罪行都黯然失色。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被界定为“遭受核爆炸种族灭绝”的纪念地。这种说法不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也得以成为全球二战记忆文化的两张经典图片之一（另一张就是“犹太大屠杀”）。右翼以此来固化“受害者”情结，并藉此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写。在这一点上，基特尔以德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日本右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整体上类似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右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即以充满闪烁的言论来否认“侵略”与“战败”的事实，进而用蛊惑人心的认同需求来刺激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当然，如同战犯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样，当下德日两国的高层罪责观与老百姓的历史认识之间也存在着既相互支持又相互排斥的关系。政客们看待“历史负担”的模式，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暗潮涌动的“民意”鼓励。这在德国表现为80年代初新任总理科尔大谈“晚生的幸福”，而在日本便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但是，两国都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冲突，青年人并没有放弃对战争一代的“历史清算”。在德国，当批判近代德意志人抱有所谓“灭绝性种族主义”观念的著作遭到老一代知识分子抵制时，青年人却把该书作者奉为偶像；在日本，因历史教科书事件而长期上诉的家永三郎先生也不乏青年支持者。这是我们判断当下德日政治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基特尔虽是德国人，但对“德国模式”抱有反省与谦逊之心。一方面，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唯一性”虽然值得肯定，然而二战记忆文化的“美国化”与“犹太化”不免过于狭隘，不仅对其他受害民族视而不见，也让德国人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二战记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德国处理“历史负担”的经验恐怕无法“轻率”地被“普世化”，毕竟东西方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而且德日反省的外部条件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推导的是，对于日本政界的罪责观，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持续性地联合国际舆论加以施压，才有可能使这些政客们更为辨证性地认识祖国历史上的“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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