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1597—1679）为晚明散文大家。他的《湖心亭看雪》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之一。杭州西湖，人间天堂，“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暖风熏得游人醉”（林升《题临安邸》），容易使人安逸享乐。而张岱别具一格，写出一个苍茫凄寒孤寂的审美意象，在历代写杭州西湖的诗文里，可谓空前绝后。全文不到两百字，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

其一，时间。崇祯五年，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张岱写作此文的时间不详，从开头一句似乎是在回忆之中的语气来推断，大概在“崇祯五年十二月”之后，他已经不在西湖了（就在这个月底，张岱父亲去世，他回绍兴守孝）。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里，在北方，内有义军，外有敌寇，战事频仍。对此，张岱不可能没有知觉。这是文章的时间背景，隐含忧戚。

其二，空间。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有一个视角的转换。“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几句夹在上下文的叙述之中，显得很特别，仿佛忽然飞升到高空，仰望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类似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巨细无遗，有大气象。这是整个审美意象的空间背景，奠定基调。

其三，人物。湖心亭上，比张岱早到的那两个人，“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是明朝最初建都之地。这两个金陵人客居杭州，正好与张岱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偶遇。而文章在一口气叙述到“强饮三大白而别”之后，特别补录一笔，并且，借舟子之口，引导读者注意这两个金陵人，占到全文五分之一篇幅，是不是别有一番含义呢？

要言之，这篇文章的文眼在一个“痴”字，但是，这个“痴”的意味，乃至整个文章的意象，还是有点复杂的，绝不只是一个文人雅士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于寻常人等的痴狂。

至于舟子眼中的张岱的“痴”，在他的一生之中，尤其是前半生的常态化表现，就是他那些出了名的五花八门的癖好。在69岁的时候写的《自为墓志铭》里，他把这些癖好一一罗列出来：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如此繁华热闹，好似烈火烹油，极尽尘世间的快活，与“湖心亭看雪”之超凡脱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两者其实又是相通的，因为他的“痴”和“癖”本来就是一回事。

张岱可能不曾料想，这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几乎成了他留在后世很多人心目中的标准像。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他的这些癖好，全然不顾他自己对此所作的总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紧接着，就在这样一个开头之后，张岱笔锋一转，道出了之所以“皆成梦幻”的原因：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五十年的繁华和后二十年的惨淡，更是一个强烈的反差。由此，张岱想说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徒然留恋前五十年的繁华。盖因后二十年的惨淡，是他自己选择“身不事二姓”（《和贫士七首》之六）的结果。

他的“癖”是他的“痴”发作出来的表征，而他的“痴”乃是得天独厚的性情和才华之凝聚。在常人看来，但凡有所癖好，就是沉溺于各种物事，所谓玩物丧志、逐物意移；按照这样的理解，张岱的这么多癖好，早已把他整个人搞得破碎不堪，不可收拾了。但是，在张岱这里，那些癖好简直就是他各种学养、才能、技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有外在的物质条件，更需要有内在的精神资质，这内外两个方面，都需要有几代人的丰厚积累，而张岱恰好都具备了。

正因为如此，外在物质条件的变化就算会让他感到失落，也不足以造成他内在精神资质的损伤。也因此，他可以忍受“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贫苦。他内心的沉痛，他的“皆成梦幻”“真如隔世”的感慨，更在于“国破家亡”这个重大的变故本身，而不是由此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化。

他知道，这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他列举自己有“七不可解”，所谓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这七个不可解或曰矛盾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实实在在的事例，兹不赘述。而他接着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都不为自己辩解。之所以不辩解，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

学书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这几句显然有些过度贬低自己。反正，不同于通常都是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几乎通篇都在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虽然他也不无得意地说到自己少而聪慧，让长者“欲进余以千秋之业”，结果却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归根到底，他的一事无成、百无聊赖，还是因为“国破家亡”，尽管他也做过一些“反清复明”的努力，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扭转明朝的败局。“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就算个人有所成就，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在临近结尾，他勉强说，“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这好像是在解释开头写的那些癖好，又有了更进一层的意思，似乎把他的癖好当作他仅有的可以安身立命、流传后世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说辞而已，但也确实包含着他一以贯之的观念。他有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卷四）在他看来，癖好是深情，是真气。也就是说，他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是他自己内在的深情和真气，而不是他表面上在追逐的那些外在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知道，张岱一生之中并非一无所成，恰恰相反，他从少年以至终老，有大量著述，而且多半是在明亡之后。《自为墓志铭》里说：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这个书目的排列很有意思。《明易》以下，大致对应经史子集四部。通常的做法是把经学放在所有个人著作之首，而张岱却把四种著作放在《明易》之前，这样的排列，凸显了这四种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他真正的抱负所在。

这四种著作，分为两类，前三种为一类，以《石匮书》为代表，是历史著作。后一种《琅嬛文集》为一类，是通常所谓小品文。

《石匮书》是自洪武至天启年间的明代纪传体通史，凡二百五十万字。张岱写了二十七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石匮书自序》），对明代重大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反思明代亡国的历史教训。后来，张岱应聘到杭州帮助应谷泰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利用谷氏收集的史料，作《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现存五十六卷，五十万字。“张岱一门向有‘史学世家’之称，自其高祖张天复起，积书累万，一直致力于史学资料的搜集；于地方史志，尤多建树。张岱继承先人遗志，试图从总体上对‘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的明代历史做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胡益民《张岱评传》）要言之，张岱写《石匮书》，担当着于国、于家、于己的责任。《陶庵梦忆》自序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司马迁受刑之后的感受，而张岱也确实有意追摹司马迁。

《琅嬛文集》收录张岱历年各种体裁的文章。卷一为序，卷二为记、启、疏，卷三为檄、碑、辨、制、乐府、书牍，卷四为传，卷五为墓志铭、跋、铭、赞，卷六为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这部文集的体裁和题材，跟他的癖好一样，五花八门。而这种写作趣味也同样呈现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等文集之中，后人谓之“性灵派”的风格，实则包含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张岱的家传。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经“以三十年之精神”，致力于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按音韵排列，总名之《韵山》。后来，有人带来一部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三十多本，张汝霖顿时感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叹息“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于是辍笔。张岱为之感到非常可惜。张岱的几种小品文集虽然不是辞典或百科全书的形式，但是它们无所不包的内容与百科全书的精神实在也有相通之处。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琅嬛文集》这个书名。“琅嬛”指的是张岱于顺治六年租住的“快园”。这原本是张岱祖辈的产业。他小时候经常随祖父在此游玩。等到张岱赁居之时，这个“琅嬛福地”已经破败不堪。张岱为此给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孔子何阙，乃居阙里；兄极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同样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也带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即便是如此这般的沉痛，也改变不了张岱的“性灵”，改变不了他的痴和癖，他的深情和真气。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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