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因自鸣钟留居北京

1601年1月14日，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中国逡巡徘徊多年后，终于携带贡品进入北京。万历皇帝收到的贡品分为两类：一是宗教类；二是世俗类，包括“报时自鸣钟二座”“《万国舆图》一册”“西琴一张”等。

对利玛窦而言，自鸣钟主要是他结交中国士绅，乃至进入紫禁城的辅助性物品。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却正是因为向万历皇帝进贡自鸣钟而获准留居北京，为皇家修理钟表。“觐见后，他在宫廷里向匠师们传授技艺，在自鸣钟的每个机械部件上都写明中文的名称，反复拆卸、组装，并且演示部件是如何运行，而指针又是如何规律地行走的。”（朱培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利玛窦》）明末，中国人已经开始仿制自鸣钟，到清代，养心殿造办处已能制作和修理自鸣钟，康熙、乾隆也创作过与自鸣钟相关的诗歌。

由于计时与算数和天文、历法息息相关，自鸣钟的制造、调校和修理也就至关重要，相关的理论编译也成为明末西学译介的重要内容。根据《利玛窦书信集》可知，李之藻（1565—1630）在北京与利玛窦往来论学期间，翻译了利玛窦老师克拉维奥（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的著作《实用算术》（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和另一部名为《论钟表》（De Horologijs）的书。前一部书的中文名为《同文算指》，于1613年出版，原著1583年在罗马出版。后一部书，则在目前流传下来的明末西学文献目录中都未见，或是已译好却未出版。尽管未见到相关译著，但从二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可知彼时中国士人对钟表的重视。

《自鸣钟表图法》封面

研究自鸣钟的上海松江人

自鸣钟此后在民间的流传和仿制，自然也离不开相关制造原理和修理参考书的编写。徐光启（1562—1633）后人徐朝俊的《自鸣钟表图法》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自鸣钟表专著。该书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主要内容包括：钟表图说、钟表名目、钟表事件名目并图、配轮齿法与作法、修钟表停摆法、修打钟不准法、装拆钟表法、用钟表法、钟表锁略等，总结了明末至十九世纪初有关钟表的种类、构造、性能、修造技术和使用保养方法，并附有五十余幅机械零件图。《自鸣钟表图法》是《高厚蒙求》合辑中的一辑。《高厚蒙求》相继刊刻于嘉庆十二年至二十年（1807—1815），是徐朝俊科技知识著作的集合，分五个重心：谈天、论地、中星表、日晷仪、自鸣钟。

不过王尔敏先生在《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中认为，利玛窦入北京时尚无可能带来自鸣钟。而在徐朝俊的时代他无疑是自鸣钟制造原理方面的专家，徐朝俊此书的刊刻反映和促进了自鸣钟在江南民间社会的制造与应用。

到了晚清时期，一些吟咏自鸣钟的诗歌也出现在新兴的报刊中。如1877年12月28日的《申报》刊登了署名“鸳湖扫花仙史映雪生”的与自鸣钟相关的韵诗，1878年3月19日《申报》又刊登了署名“唫香书屋庐江氏”的两首咏自鸣钟诗。上海的本土钟表店也越来越多，《申报》中甚至有不少关于自鸣钟失窃的报道。

在上海新北门外天主堂街出版的《格致新报》，以及《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晚清西学报刊上，也曾刊登过有关钟表的文章。此外，钟表的流行也促成实业方面对土产钟表的注意。清末北洋设立的直隶工艺局即于1905年左右设立钟表厂，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如报道所言：“工艺局以近年东西洋输入之钟表日多一日，此后文明渐启，人思佩带，每年销数日增，诚为器用品中绝大漏巵。”（《广益丛报》1905年第79期）有趣的是，利玛窦居然也随着自鸣钟在中国的流通，成为近代上海钟表行业的“保护神”。

《高厚蒙求》之《自鸣钟表图法 》徐朝俊自序及目录

成为“行业神”的利玛窦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在徐家汇出版的中文报刊《益闻录》，曾刊登过题名为《钟表原始》（1883年第223期）的文章。作者根据西书记载，介绍了自鸣钟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及利玛窦与自鸣钟入华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及晚清华人钟表业者对利玛窦的“敬拜”：“至今作钟表者，犹设利玛窦像而焚火顶礼，以谢其教授之泽。”这是关于中国钟表业者奉利玛窦为行业神的较早记述，鲜活地反映了钟表在近代上海社会流传之普遍。这篇文章还进一步介绍了钟与表的区别，以及不同用途钟表的名称。

《益闻录》是由浦东川沙的中国耶稣会士李问渔（1840—1911）主编的，《钟表原始》这篇文章着重强调利玛窦的贡献，无疑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对明末清初西学的回应。

利玛窦被近代上海钟表业者当作行业神的说法，在曾经加入过耶稣会的马相伯（1840—1939）的讲述中也再次得到印证。马相伯擅长数学，也曾参与过耶稣会在江南的科学计划。马氏晚年与“中国科学社”的不少学人一道讲求科学。《科学》杂志曾刊登其《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的讲演词（《科学》1933年第11期）。

对利玛窦被钟表业者当作行业神来“敬拜”，同学、同会士的马相伯和李问渔都更多地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肯定此间沟通中西学术的作用。

徐家汇的自鸣钟修理工

其实，1842年来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们也从利玛窦在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想继续以科学来辅助主业。虽然他们在天文、气象、博物等方面做出不少贡献，但因为时代环境不同，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明末清初传教士们那般巨大的影响。

一些耶稣会的辅理修士也精通修理钟表的技艺，只是他们的这种技能主要是服务于维修教会所用的钟表，比较著名的是方百胜（Adrien van Paassen）。根据史料记载，方百胜1824年出生于荷兰海牙附近的农民家庭，1847年来华，1883年去世于徐家汇。方百胜少时读过一些书，后转而学习钟表修理技术，然后进入比利时的耶稣会成为一名辅理修士。

方百胜能够来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理钟表的修士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比利时耶稣会将精通钟表修理的方百胜转给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不过，1847年到达上海的方百胜只是待在徐家汇的住院里为神父们修理挂表，他的主要精力则是作为教区账房经营位于董家渡的产业。

方百胜之所以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又缘于有新来的精通钟表修理的辅理修士。一位是1856年到达上海的德国耶稣会士杨恒离（Heinrich Hamakers，1830—1862），另一位是1859年到达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翁寿祺（Casimir Hersant，1830—1895）。据称方百胜在他们来到上海后，就把自己的锉刀、放大镜、螺丝钉、发条和所有工具都交给了后者。

杨恒离在华活动不久，即于1862年去世。由于晚清时局不定，方百胜、杨恒离、翁寿祺等辅理修士承担了很多教育、医疗、慈善方面的具体工作，修理钟表只是局限于教会内部的零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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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闻录》在1879年创刊第二期开始，连续多期刊印《明大西利玛窦先生行迹》。而新教传教士在编辑《格致汇编》时，不仅为利玛窦等作传，且刊印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谈道图，以突显二人的科学贡献。

而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1886—1947）则重复了利玛窦作为钟表业“祖师爷”的讲述：“因此我们中国的钟表店，竟将他的像，高悬店中，奉为钟表的祖师。”徐宗泽在另一篇短文《利玛窦的贡品》中，特别提及“报时钟二架”，钟上罗马字都该用中文，他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故宫内尚存许多的各样的钟表，不知利玛窦所贡献的，现尚留存吗？”

四百余年前的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他在华的历史活动成为近代来华西人接触和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他的行迹对后来者而言具有典范意义。而利玛窦被奉为近代钟表业的“保护神”，则是其扮演的跨文化角色的在地化和“异化”，可视为全球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李强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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