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技术时代，技术标准意味着财富和国际权力，它不仅是世界高新技术竞争的制高点，而且是产业经营的高级形态。围绕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日益成为市场主体间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动态博弈。所谓技术标准，从形式上讲就是关于产品技术要素的一些成文规定。标准的建立，提高了关于产品和工艺信息的编码化。当技术标准作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出现时，它使不同要素或系统之间通过遵守共同的标准体系而实现兼容互通，它构成设备系统有效运行的前提，有助于降低厂商之间、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信息成本，起到了规范技术发展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作用。

国家间的经济摩擦越来越从贸易控制转向专利、技术标准和其他知识产权问题，转向对人才和创意的自由流动的控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技术标准之争就是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优势之争。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自主制定技术标准并为世界市场所接受是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

技术标准：从大机器时代到信息时代

技术标准是大机器生产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技术标准基本上是以度量衡为核心，满足的是交易和交通的便利。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则是以个体作坊的方式开展的，铸造一把镰刀，编制一个箩筐，然后卖给使用者。作坊式的生产重视的是工艺，但没有通用的技术标准。到了大机器时代，生产有了分工甚至是跨国的分工。因为有了通用的技术标准，在不同国家不同厂家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相互兼容和对接，可以组装成高度复杂的机器。这时，技术标准是质量的保证，是生产分工的前提，也解决了产品生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信息时代，技术标准在国家间战略性的产业竞争、国家间贸易和创新优势的积累方面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产业革命爆发使技术标准以一种超越公共产品的方式大量地出现在企业的产品之中。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争夺在信息技术领域形成了许多事实标准（standard de facto）。技术标准帮助美国和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时代聚集了空前的巨额财富。

无论是早期的互联网技术产品还是今天正在推广的5G技术都对技术产品的兼容互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标准作为共同的编码使无数微小单元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家无法再以国家边界作为控制重要资源（如知识和数据）的主要方式。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编码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下成为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边界。对技术标准的控制就是对核心技术创新载体的控制。技术标准变成跨国公司拓展权力和财富的新工具。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实际上为其核心创新划出了一个控制利益溢出的边界。“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反映出这样一种有利于技术优势者的权力结构。

我国技术标准战略：自主发展的同时还要融入国际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的标准化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都可以算作技术标准的推广。但是因为中国近代没有大工业的发展，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的标准化自秦始皇之后就没有大的发展。民国政府建立后，中国标准化开始起步，因为战乱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建树。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开始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标准化建设重新起步。但当时中国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是脱离的，标准化的过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战略，中国的标准化才迅猛发展起来。中国标准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步。它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国技术标准的发展战略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国际接轨阶段，经过开放阶段，到了以全球布局为特征的全球化阶段。基于此前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由西方主导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技术标准战略具有突破重围的含义。巨大产业规模、创新研发能力、庞大的市场以及国际间议价能力是我国制定并拥有国际技术标准的基本条件。

首先，巨大的产业规模决定了快速打开并占据市场的能力。生产者在创建技术标准时要一次性打开市场，而且有能力建立系列标准，通过几次更新换代占据市场。中国在四十多年开放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已经在若干数字系统和产品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第二，事实技术标准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赢得的。技术标准并不独立存在，它一定是依附在某一系列技术产品之上。技术标准的制定一定要与技术开发、自主创新相结合，要以自主的知识产权作支撑。离开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第三，一个标准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和容量。只有被巨大市场托起的标准才具备与其它标准竞争、抗衡和谈判的能力。中国的用户规模、用户的购买能力、以及中国用户对新产品的体验追求已经展现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拓展的海外市场，使我们的技术标准有了一个内外联通的宏大市场支撑。第四，在政治经济交织的时代，技术标准能否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往往要看有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支撑。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使拥有了市场和制定标准的能力，在它国的压力下也得放弃，而且对其他无偿盗用标准者也束手无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交往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谈判能力。

中国的技术产业表现出巨大的后发优势。中国已具备技术产业成功的基本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和标准制定体系两方面的权力结构限制。这要求我国的技术标准战略在坚持自主发展的同时，还要融入国际，以本国企业为核心但不能以企业的国家归属作为边界。运用技术法规、标准认定等手段，扩大标准的使用范围，让中国技术标准融入世界。

建构以上海为枢纽的国际技术标准平台

当前，各国正为抢抓新技术革命的战略制高点展开激烈竞争，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和科技要素最发达城市，应依托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良好发展基础，用好在科技领域独特的全球性联系优势，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战略，整合长三角，在全球高端领域与主要发达国家开展竞争，加快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上海要根据国家创新战略、利益和影响力全球布局战略的框架，建构以上海为枢纽的国际技术标准平台，为建立系统、有效、可持续的科技创新网络铺就道路。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要义就是上海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关键要素，特别是科技要素、经济要素、人才要素、信息要素的联系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上海在中国技术标准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上海要在世界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中扮演同样的角色，除了大力推进大科学项目、吸引国际创新人才、改善创新环境外，还应当将技术标准的软联通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一）围绕2035科创中心建设，将上海技术标准战略、人才战略、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将技术标准变成上海吸引创新要素汇集，实现高水准、有持久力的创新动能。促进更多国家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落户上海，提高上海标准制定的引领力。以产业新业态培育和产业联盟为依托，培育高水平的国际化技术标准，搭建技术标准网络。以知识产权战略为依托，推进以国际化技术标准为核心的大平台经济。支持上海市企业和研究机构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培养一批活跃在国际标准化舞台的人才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电信联盟下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活动和国际标准制定。上海的技术标准既要有体现产业竞争力的技术方案（如工程类技术标准、信息技术类技术标准、生物制药类技术标准、人工智能类技术标准等等），也要有体现社会伦理和全球治理的技术标准，在具体技术标准中体现环保、低碳、健康和社会伦理的内容，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二）发挥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技术标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推广是中国制度性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打通内外市场重要纽带。“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的过程，也是推动技术标准“软联通”的契机。上海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应主动推进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标准互认、规则衔接，助推中国标准体系的国际“软联通”，帮助以技术标准、操作系统和管理方式为内容的技术制度在当地市场、企业乃至职业教育体系中生根。我们既要有与企业知识产权相连接的事实技术标准，也要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标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将技术标准与上海的创新产品、研发中心等创新要素形成一个整体，与沿线的技术、人才和市场实现有机结合。中国版的国际技术标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下一次产业革命到来时为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的产品做好全球市场准备。

（三）把技术标准打造成对国际创新人才及其智慧产生磁吸效应的创新平台。鼓励全球创新企业和人才在中国版的国际技术标准和技术系统中创新，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贡献力。全球创新资源的关键是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与汇集。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步伐很快，且大部分得到应用的创新还是以大的技术系统的技术标准为依托的。大的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对全球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创新人才十分希望自己的创新能够被华为、苹果、谷歌这样的技术平台所采纳。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居住分散的人才也能够远距离参与技术创新。上海推进技术标准战略可以吸引全球的技术精英为上海版的国际技术标准提供智力支撑。通过技术标准的软联通，在全球形成“赴上海创新”、“与上海同创”的趋势和时尚，带动上海创新在技术、知识和方法上的提升。

（四）探索在进博会平台上，实现创新产业平台经济和技术标准的结合，鼓励外国企业采用中国版的国际技术标准，让一些外国企业成为中国版国际技术标准的应用者和推广者。技术、市场、资本和资源都是一个国家在全球的实力和影响力的表现。进口博览会展示的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国市场容量。进博会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在中国找到市场。我们欢迎别的国家在中国出售他们的具有不同类型技术标准的技术产品。但从上海角度讲，我们应积极利用好进博会的交流和推广平台，通过市场合作、标准许可、技术兼容等手段鼓励各国企业从采纳中国版国际技术标准中获益，鼓励各国利用中国技术标准开发市场，促进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系统平台。

(五)发挥长三角产业群聚的优势，提升上海和长三角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在行业标准制定中的作用。巨大的产业规模和市场容量是推进技术标准的重要支撑。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已形成产业能级高、创新策源力强、市场规模大和国家支持力度足等条件以发展高水平的技术标准。通过进一步协调长三角区域的技术标准国际化建设，积极参与和引领行业标准、企业联盟标准、区域标准，“上海标准”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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