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连续多日公布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座超大城市如何实现防控上面面俱到，措施上靶向精准，科学施策达到“防得住”又能“放得开”，这成为全社会的最强期待。而将上海疫情防控放到多维视野中进行考察，无疑会增添我们战胜疫情的底气和信心。

**疫情防控就是不断自主调适，自我提升的过程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和平年代的战“疫“同样具有战场的残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超过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世纪疫情，而上海是全球疫情防控大版图中的一片魔方。抗击疫情过程中，“上海边打边学边建边干”。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坚持战略总方针不变，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上海总是善于主动实验和实践，自我反省和学习，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灵活调整政策工具和治理方式，升级应对不确定性和复杂系统风险的能力。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上海经历过1988年甲肝之痛。随后十年期间上海不断完善机制、法制，并在1998年成立上海市疾控中心。在这座全国第一家省级疾控中心的大楼墙面上写有“曲突徙薪”四个字，承载着“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预防为先的理念。2003年SARS预防监测系统已经覆盖全城，专家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讲解病毒，传播科普知识，提高全社会健康防护文化。非典战“疫”中由20名各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开启了全国最早专家全流程参与公共决策的先例。

回顾过往，上海“积极防御”大流行病的做法已经有了近20年的传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社会之所以对上海充满期待，也正是因为上海在一次次挑战中突破重围。以市民为代表的社会链，以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制度链，以专家为代表的科学链，共同织牢了城市安全网。

**城市发展需将“安全红利”纳入城市能级增长

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动态的系统工程，持续时间越长，越是集中考验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大流行病或者新发流行病具有隐蔽性、流动性、跨域性和耦合性等特征，考验整个城市运行的抗压能力。在应对大流行传染病时，评价一座城市取决于防控成本效果，具体分为四个维度：一是评价防控成本效果。截至3月10凌晨，纽约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2,283,797人（面积784平方公里，人口840万）。大伦敦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2,604,613人（面积1572平方公里，人口1425万）。上海市本土确诊病例620例（面积6340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对比三座全球城市的感染人数、人口和面积，上海的感染率非常低，防控效果最高。二是防控成本效率。上海的防控工作基本上都能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把疫情快速处置、快速扑灭，成本效率比高。三是防控成本效用。上海通过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综合防控的将中风险划分从一个区，缩小到一家奶茶店，一个村组，住宅小区一个门洞，保证了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从未停摆，减少了因疫情带来的不便乃至心理等健康问题，显示出很高的成本效用比。四是防控成本效益。疫情防控效益要算大账，算动态账。以公共卫生安全为代表的城市韧性成为经济增长和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2021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32万亿元，增长8.1%。逆势增长的数据揭示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公共安全具有“产出效应”而不是负相关的“支出”，城市发展需要将“安全红利”纳入城市能级增长。

人民战“疫”，千千万万的“我”凝聚成的“我们”带来强大的信心和力量。平凡人成就不平凡的壮举。广泛知情和参与度高的社群是建设弹性适应力社会的基本要求。保护一座城市安全的第一位英雄往往是离“炮火”最近的人。这波疫情再次召唤起社区精神和志愿者精神，凝聚起同舟共济的“家园意识”，也彰显了“我们”呈现出的公共卫生素养。我们唯有胜利，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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