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数西算”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在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新基建的特点，多规合一，可有效整合资源，节约大量的行业投资及社会资源。在推进“东数西算”过程中，应聚焦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解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发展，围绕技术、产业、应用等细分领域确实发挥“南水北调”的积极效应。上海在“东数西算”工程一方面应继续夯实已有的长板，突出“双循环”的枢纽节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输出经验，在“东数西算”发挥引领作用，释放政策红利。             

优化资源配置，将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链进一步西扩             

“东数西算”，“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通过构建新型算力网络体系，把东部算力需求以及大量生产生活数据输送到西部地区进行存储、计算、反馈，并在西部地区建立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助于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不平衡的布局，最大限度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在城市空间中，互联网流量、网络宽带等信息流、航班货运量、铁路流量等交通信息在城市间的交互使一些城市处于枢纽的位置，即信息、网络等汇集的位置，也被称为节点。这些节点可以影响到其他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因此西部算力枢纽构建，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利于西部城市空间集聚。           

  “东数西算”的背景是数字经济，关键词是新基建。随着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持续渗透，全社会对算力需求仍十分迫切，预计每年仍将以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支撑算力主要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由两部分构成：数据中心系统及机柜、IT设备。这些都是新基建范畴，也就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新基建投入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一方面，新基建投入是一种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直接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以说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基建投入具有溢出效应。人们利用网络进行互动学习等加快了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等，从而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经济总产出，即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网络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数据中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由于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以为继。而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东数西算”不仅优化资源配置，也是将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链进一步西扩，带动西部城市发展。“十四五”期间投资总额有望超4000亿元。到“十四五”末，东部数据中心总量占比或由60%下降至50%左右，西部数据中心占比将由10%上升至25%左右，在西部地区有业务布局的相关产业链将重点受益。           

  “东数西算”，另一个焦点是双碳。数据中心是电力消耗的大户，环保部规划院测算，2021年国内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到543.6万架，同比增长27%，耗电量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2.6%，碳排放占到全国的1.14%左右。到2025年，国内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将达到759万架，较2021年增长40%；能源消耗总量较2021年增加62%，约占全社会用电量4%，碳排放占全国的比重接近2%。在“双碳”目标的引导和要求下，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上海五个新城数字化转型导引一方面对人均数据中心算力提出了预期值；另一方面数据中心对能源效率进行了规定。这将大幅提升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就近消纳西部绿色能源。这也要求西部数据中心在设计规划之始，就需要提前布局，以保证绿色节能。             

既要考虑投资乘数效应，也要注意收益递减和拥挤性             

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实现：一是直接途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二是间接途径“基础设施——中介效应——经济增长”。同济电信联合课题组（2020）研究得出新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简单乘数效应为1.593，也就是1亿元的新基建投资会创1.593亿元的经济总产出，如果考虑到消费等，该效应还会进一步放大。新基建对经济影响主要路径包括固定投资、投资、就业、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促进经济活动融合，促进经济活动集聚。             

信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既要考虑投资乘数效应，也要注意收益递减和拥挤性；确实把钱用在刀刃上，避免一轰而上。随着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其资本形成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快速增长和占比不高阶段，基建投资能够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入效应，带动了私人资本的投入，两类资本的累积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能够有效增加社会总需求。             

不过当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较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再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资本累积促进经济发展，原因是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存在，此时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持久。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边际产出高并不意味继续投资基础设施还会产生高产出，特别是基础设施作为准公共物品，除了具有外部性特征之外，还会呈现出一定的排他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还受到拥挤程度的影响。             

此外，在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不同阶段，拥挤性程度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在投资初期，基础设施存量很低、使用效率极高，表现出十分拥挤的状态，拥挤性程度下降能够缓解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随着投资持续增加和拥挤性不断降低，到达一定阶段之后，信息基础设施会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出作用，尤其是在大规模基建投资下，挤出效应更加明显。另外，信息基础设施不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瓶颈，继续进行基建投资反而会出现资源闲置状况，造成资源配置失衡和产出水平下降。             

投资布局向信息区位、信息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转变            

最后，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易受到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建设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结构的差异特征。基于《上海市电信业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的相关数据分析，上海市固定互联网宽带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中心-外围明显差异特征。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普及率排名前三位的区均位于上海市的中心区域，移动电话基站站址共享率的空间分布则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特征。与之相对，由边缘区向核心区移动，站址共享率逐渐降低，中心城区普遍低于30%。这些实证研究都回应了传统经济理论如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理论中的地理距离约束逐渐趋弱，工业区位、传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向信息区位、信息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转变。           

  “东数西算”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在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新基建的特点，多规合一，可有效整合资源，节约大量的行业投资及社会资源。在推进“东数西算”过程中，应聚焦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解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发展，围绕技术、产业、应用等细分领域确实发挥“南水北调”的积极效应。当前，上海数字基础建设全国领先，已建成全国“双千兆第一城”。上海在“东数西算”工程一方面应继续夯实已有的长板，突出双循环的枢纽节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输出经验，在“东数西算”发挥引领作用，释放政策红利。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中国（上海）数字城市研究院总架构师］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