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到“大国经济”，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如何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叙事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中国道理，记者就此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大国经济”之“大”有好多维度，有人口和疆域，有经济体量，还有文化

文汇报：从《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2008），到《大国大城》（2016），再到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大国经济学》。“大”无疑是您这几部著作当中那个最响亮的关键词。在您看来，“大国经济”之“大”有哪几个维度？

陆铭：“大国经济”之“大”有好多维度。首先当然是人口和疆域。我国有14亿人口，而且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禀赋差异巨大。东面临海，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远离海岸线。过去三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我认为，要把平衡发展概念从地区之间均匀分布调整为地区之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差距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经济集聚的同时，中国地区之间、南北之间、东中西之间、省域内部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缩小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正走在这样的一条发展道路之上，我称之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十四五规划将区域发展目标表述为“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体量。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体量位列全球第二。从出口角度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从制造业体量角度来讲，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从外汇储备角度来讲，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今天，中国之“大”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也产生了新的影响，甚至在一些方面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第三个“大”则是指文化。华夏文明五千载，遇到当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大”至如此，就有必要在文化层面去探讨，有哪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焕发新的生机？能否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基于中国文化提出一些新的发展理念？能否为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经济研究迫切需要回答的。

个人认为，事实上，中国文化当中一些亲市场的因素跟现代化并不矛盾。比如，中国人注重非正式制度下的人和人之间的协调，以及根据“和合”文化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也可以成为向全球推广的发展理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进，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两次提到“大国经济”。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从您自身研究大国经济的经历来看，大国经济这些年有何变化？

陆铭：十五年前讲大国经济和今天讲大国经济，两者有承前启后的关系，更有新的发展变化。从传承的角度来讲，除了巨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疆域，不变的还有独特的大国治理结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在这样的大国治理结构之下，政府行为和市场经济规律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文汇报：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吧。

陆铭：是的，这个主题一直没有变。至于变化，主要是指经济体量的变化。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体量翻了一番有余。虽然增长率有所下滑，但是跟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十几年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比以前更大了。但也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比以前更大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多。为此，近年来，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国故事要在人类共有的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之间进行对话

文汇报：一个有着14亿人口、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在短短数十年中，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快速而稳健地成长为现代化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从温饱线迅速逼近高收入国家。作为经济学人，该如何讲述这样一个转型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并让全世界都听得明白？

陆铭：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并且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大家都想了解中国发展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也能针对当前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提出深化改革的路径，避免理论上的模糊。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故事”。

同时，这个故事还要让全世界都听得明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与别国市场经济的共性与差异是什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那些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来自何处，又影响什么？在国际交流中，中国故事要在人类共有的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之间进行对话。

文汇报：现代经济学如何阐释中国故事背后的经济“道理”？

陆铭：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经济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证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城市化率只有18%的初始状态开始经济起飞。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然后再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入，加上国内的高储蓄率，推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借助于国际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过程和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实验场。在传统的经济理论里，人多是一个负面因素，它可能带来人均资源的紧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重视人口规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正是因为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中国拥有广泛的产业布局。在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如商用大飞机制造等，中国也是凭借着国内的大规模市场使之在经济上可行。同时，中国一些新经济的成长也借助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形成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能够快速地降低生产和服务的平均成本，从而成就了很多商业巨头，例如华为、腾讯和阿里。

在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中，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等都呈现了强大的解释力。用人类共有的理论成果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意义，容易讲得好、听得懂。

文汇报：但是也有人说，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陆铭：这是巨大的误解。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这个词是在曾经的东、西两个阵营对立的特定时期产生的。现在大学里教的“经济学”早已不只是“西方”的，它反映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的进展，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理，既包括市场如何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也包括政府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国发展道路给经济理论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其适用性，而是现代经济学没有好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一个大国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转型故事”不容易被讲好。

文汇报：马克思指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用中国叙事体系、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大国经济学”有什么讲好中国故事的“独门秘籍”？

陆铭：一个故事，需要一条线索。一个全世界都能听明白的故事，就需要有一条人人都明白的线索。当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赛场，我们的“大国经济学”也先不说中国有多特殊，而从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开始。

每个国家的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共同的，即能够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最大化人民的福祉。有了这条线索，不同国家之间就能对话、比较和互鉴了。正是从这个发展目标入手，“大国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半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参照，提出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空间。

当然，一个国家如何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这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评判。“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寻找一种政治过程来加总社会的偏好，形成一个“社会福利函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应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

文汇报：您曾将数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称为“蓝色星球上的空前经济奇迹”。作为一名中国经济学家，脚踏中国经济发展的沃土，这些年您的研究重心在哪些方向？

陆铭：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七零后”这一波学者博士毕业后，陆陆续续开始了作为专业学者的职业生涯，然后渐渐在研究上有所进展，突然发现自己已年过半百。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作为土生土长的经济学人，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关于中国经济的那些事讲清楚，在理论上做一些关于中国大国治理结构跟经济发展道路之间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为了把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讲清楚，我花在经验研究上的精力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的理论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大数据资源，尤其在城市和区域的研究方面。实际现象和规律总结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之后，我对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有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的前期铺垫后，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着手在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向前推进，一方面做一些模型化的、理论化的研究工作，以刻画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我也通过文字来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以期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之间找到契合点。

文汇报：伴随您这一代经济学人成长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是怎样演进的？

陆铭：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正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实证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中国经济数据，使用了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便是对中国经济展开的研究。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不足，期待我们每一位学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改变它。首先是在理论层面，很多中国经济研究还是在照搬国外的理论，却忽视了这些理论往往描述的是相对比较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大量的转型时期的特征，所以中国经济研究必须厘清，如何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里把中国的体制特征嫁接进去，来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不足是在中国经济实际运行规律的发现和总结方面。虽然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也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其成果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的发表情况却与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不匹配，国际学术交流效果不甚理想。原因有二：其一，不可回避，这与国内国际经济研究的差距不无关系。其二，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套经济研究的评价标准，对于比较独特经济体产生的比较独特的问题不够重视，接受度也比较低。而要把中国经济讲得太具有一般性，又往往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鉴于此，在理论上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让国际学术界理解中国，处理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责任，责无旁贷。

第三个不足在于一些学术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往往不够接地气，对于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决策层和各级地方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关注度不够，研究深度也不够。即便有些学术研究表面上看起来做得非常好，技术层面上看起来也很不错，实际上却跟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和重要的事情差距很大。

文汇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您怎么看？

陆铭：我认为，应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有些问题是传统体制和观念无法适应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导致的，比如生产要素市场畅通内循环还存在一些堵点，又比如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干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则属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碳减排的问题，再比如调节资本与劳动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全球合作，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是当中国经济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时出现的新挑战，例如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中出现的数据安全，需要为这些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对于上述问题，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理论上要明确，大量的问题仍需要通过“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来解决，同时也有些问题的确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目标。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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