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商鞅入秦的记载十分值得玩味。首先是商鞅透过孝公身边的阉宦景监的介绍，得以迅速请见秦孝公，似乎已隐约透露出商鞅具有异于常人的性格。太史公评其天资刻薄寡恩，或许是近于事实的批评。

但是笔者亦不宜以人废事，毕竟秦孝公恢复昔日穆公时代之光荣，与奠定秦国日后富强基础之霸业，泰半是出自商鞅之手。

（一）商鞅与秦孝公四次谈话奠定商鞅改革的基础

孝公在重用商鞅之前，两人一共谈了四次话。

从一开始的"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让孝公怒斥其为胡说八道的妄人；

到第二次两人见面时的"益愈，然而未中旨。"虽然情况稍为好一些，但是显然没有说到重点，孝公仍然啧有烦言。

第三次见面时，则已渐入佳境，双方谈话有了交集，"孝公善之而未用也。??汝客善，可与语矣。"这一次商鞅终于抓对了孝公的胃口，也等于是敲开了自己晋身仕途的大门。

我们先来解析这三次的见面，孝公固然是心有定见，因此对于商鞅在前二次说之以帝道和王道时，他就觉得对秦国的帮助是缓不济急的，他要的显然是速成式的富国强兵之道，和能够及其身就享有的霸王尊荣；而不是无谓地等待百数十年后，操之于后人评价的帝王之业。

因此对于商鞅在前两次的议论，他表现的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故意充耳不闻。由此亦可知，孝公此时根本没有取周室而代之的意思，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批评，对其似乎有失公允。

至于商鞅则一开始因为不知孝公的真正心意，所以在谈话当中并没有马上讲出其内心所要表达的意见，而是多了几分的试探。他先以帝王之术游说孝公，及见秦孝公无动于衷，他立即改弦易辙，说之以霸王之道，果然深中君心，双方遂有了第四次的决定性会谈。

《史记》以"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来形容两人这次会谈相谈甚欢的情景；由此可见商鞅此次西进秦国，确实是有备而来的。这次会谈不但揭开了秦国变法图强的序幕，确立了君臣两人，往后长达二十年的密切合作关系，也奠定了秦国日后王霸天下的基础。

（二）秦孝公与商鞅御前辩论唱双簧

孝公既得商鞅，亟思变法图强。但改革之路漫漫长长，此去前途成败难卜，心中不免惴惴！又怕天下人议论，因此颇为踌躇。我们看秦国新法在推行之前，力主改革的商鞅，还有秦国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曾经在孝公面前进行了一场精采的政策大辩论，希望能够先凝聚内部的共识，以作为变法的根本。

首先，商鞅心中明白，孝公虽有变法的心意，但是决心不够坚定。除了害怕天下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之外，秦国国内亦有坚持传统守旧的保守势力掣肘，让身为国君的孝公投鼠忌器，颇感为难！

因此商鞅力劝孝公要从"强国"和"利民"的角度出发，就不必顾虑天下人的非议，要赶快坚定变法的决心，否则，瞻前顾后的结果，必会造成改革的契机稍纵即逝。以下为商鞅所说。

这段话基本上是在力促孝公要强化其个人变法的决心，不要迟疑多虑，免得夜长梦多，导致改革无功。而且从中也不经意地流露出商鞅个人的政治思想与其人格特质。

在这段话中，商鞅开宗明义地提出"茍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强悍作风。

这样激越的言辞，当场遭到保守派重臣甘龙的反击，他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他们这些老臣当然是极力地反对改变秦国的旧法，以免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对于这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陈腐之言，商鞅毫不客气地直斥其为"世俗之言也"。

他进一步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事实，来打动孝公的心。他对眼前这些拘泥旧习、等因奉此的老旧官僚，毫不掩饰他的蔑视之情，并且用强烈的言词攻击他们，暗讽这些人根本不足以讨论国家大事。其天性凉薄如此，实在令人浩叹！

在商鞅强烈言词的步步进逼之下，反改革的保守派大老似乎无力招架，杜挚最后不得不祭出当时最盛行的"功利说"来力挽狂澜，所谓"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果然，这样微弱的反改革呼声，马上招来商鞅更强烈的反驳，他立刻反唇相讥。

展读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想见商鞅那副声色俱厉的模样，他痛斥眼前这位食古不化的老者，所发表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是个不折不扣的谬论！

我们也似乎可以看到，甘龙和杜挚这两位温厚的老者，那副瞋目结舌，一脸惊惧又难以置信的表情，颤巍巍地携手走出大殿的寂寞身影，他们大概作梦也没想到，原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场御前辩论的结果，其实早就很清楚了。甘龙和杜挚并非败在学识或口才不如人，更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因为商鞅的许多讲法，未必就是他个人的创见，很可能只是流行于战国时代的通识罢了。

如《战国策?赵策二》中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又说："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

这与前述商鞅所说的"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又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保守派会败下阵来的最大也是唯一的原因：笔者认为，其实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认清，当时时代求新、求变的潮流趋势，特别是没有掌握到秦孝公内心想要求变的真正意向。孝公早在下诏求才之时，就已经确定了改革的基调。及至和商鞅四次对谈之后，更是坚定了他变法以求霸的心意。

这场御前辩论，笔者确信，根本就是孝公和商鞅两人设计来搬开横阻在改革路上的石头，以逼退秦国保守势力的双簧戏。否则以商鞅一个新来乍到的客卿身分，竟然敢于庙堂之上，用如此强烈的言词来批评朝廷重臣，实在是大悖于情理之常！

再者，双方在陈述意见的过程中，商鞅两次以坚定的语气，要求孝公对变法要"君无疑矣"。对照甘龙的"愿孰察之！"和杜挚的"君其图之！"这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则不待孝公之裁判，而双方胜负已见分晓。

孝公最后选择站在主张变法的商鞅这一边，也只不过是向世人作了一次明白的宣告：他决定要挣脱秦国旧法的羁绊，彻底摆脱保守派的无谓纠缠，从此之后，义无反顾地向着改革的大道迈进。

（三）商鞅化解既得利益者和民众的阻力

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全盘的变法大计。我们从《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知道这次的变法工程相当浩大，改革的幅度前所未见。小至家户联防的组织，中至各类经济活动之限制，大至宗室尊卑爵秩的等级，皆有巨细靡遗的规定。

可以说是对秦国旧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它的影响层面几乎是全方位的。这种改革在刚开始的时候，秦朝老百姓当然会苦不堪言！

果然，实行不过一年，秦国民众就怨言四起，咸以为不便；但是三年过后，改革的成效逐渐显现，老百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等到十年过后，秦国老百姓简直是额手称庆新法的便利。

《史记?商君列传》中清楚地描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如果我们不看后代对商鞅几乎一面倒的负面批评，可能会以为太史公所描述的商鞅政绩，说的莫非是儒家理想政治愿景的具体展现？

但是回到现实面来检验商鞅的诸多作为，又与圣人之教完全背道而驰，两者绝不相侔。极言之，儒者以礼教化民；而法家以峻法绳民。

两者手段虽然明显不同，而欲国家长治久安之目的似乎并无二致。良夜思之：儒家推行了逾千年的礼乐教化，所希望达成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仍如空中楼阁一般，至今未闻成功之例。而商鞅乃魏之一介弃臣，入秦十年，却能成此不世之功。其中缘由，颇值大家深思！

商鞅既说动孝公变法修刑，于是在秦国"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变法之初，秦国一般民众，仍然沉溺于昔日之旧俗，所谓"有罪可以得免"，因此观望者众；而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宗室，也习于旧制之"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所以轻犯新法者亦多。

在这样不利的施政环境之下，商鞅并没有退缩却步，也没有向负隅顽抗的公族巨室妥协。我们从以下的两个事例，或可体会其"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的变法成功之道。

一是商鞅在尚未公布新法之前，惟恐法不见信于民，因此处心积虑地要建立老百姓对政府"令出必行"的信心。他用重赏五十金的方式，让第一位执行他的命令的老百姓，轻易就获得奖赏，以表示诚实不欺。

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显示出变法的准备条件已臻成熟，此时，改革路上还剩下最后一颗阻道的石头——代表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级。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变法者，在改革之前或改革的过程当中，无可逃避的严酷考验，甚至是决定变法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因为改革也者，就是要改变或是革掉原有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这些特权人士，为了维护既有利益，又岂容他人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我们看看历代变法失败者的下场，不就是被这些既得利益者反噬得逞吗？因此商鞅在力抗秦国旧有特权势力的成功经验，也就弥足珍贵了！

他的第二项作法是利用太子犯法的机会，坚持法律的公平原则。虽然不能直接处罚犯错的太子，却"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这种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传统的举动，想必撼动了当时无数秦国旧社会（特别是旧贵族）的人心！

他们终于明白，眼前这位陌生的客卿，所推动的新法竟然是认真的，商鞅成功地让老百姓见识到"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的赏罚标准。果然，"明日，秦人皆趋令"。

这两项变法初期的措施，应该是他对秦国当时的政治现况和民情风俗，有了深刻体认之后，所不得不采行的大动作。我们可以引用《淮南子?要略篇》中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的说法，它说：“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

如此说来，商鞅"立木为信"和"黥太子傅师"的举措，只不过是花费了最小的社会成本，却达成了最大的边际效用，而且迅速地奠定了日后变法成功的基础。

纵使因此而埋下了自己将来杀身之祸的因子，我们也只能感叹：或许是冥冥之中的造化弄人，和政治的现实无情罢了！

参考文献：《过秦论》、《新译古文观止》、《史记今注》、《新译商君书》、《新译战国策》、《秦集史》、《韩非子集释》、《韩非子集释》、《新译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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