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赵匡胤经过4年“建隆”朝的励精图治，政权逐渐稳固。他打算按照封建王朝惯例进行改元，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

“乾”字在《易经》中解释为天、为君、为父，自从用了乾德年号之后，他事业似乎真有了进步，乾德三年，北宋灭后蜀，向统一天下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结果就在这年，后宫有宫女给赵匡胤献上了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拿去问赵普等人，也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陛下您问问后宫人看看这面镜子是不是蜀地战利品。”赵匡胤回去一问果然如此，虽然心头疑窦解开，但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心中多少有点不快。

乾德元宝正反面

其实这也怨不得赵普。“乾德”年号甚至都不是后蜀，而是前蜀后主王衍在40多年前用过的年号，不仅是他，后世王朝几乎都在年号上遇见过这种问题。历朝历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多如过江之鲫，每个帝王上台都要用年号，有些精力旺盛、统治时间长久的一用就是七八个，越是到了后世就越难避免重复。

定年号，颁正朔：改朝换代的大事

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所谓“正朔”，按学者解释就是“正谓年始，朔谓月初”，颁布正朔也意味着确定通行历法。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因此“颁正朔”往往被视为是“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礼记正义》孔颖达）的大事。只不过自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后，人们都习惯于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除了王莽、武瞾、太平天国等极少数政权真的改过正朔，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

光武帝刘秀，选自《历代帝王图》，唐，阎立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东汉初年，刘秀已经在洛阳建立了政权，但巴蜀公孙述、陇右隗嚣、河西窦融都保有一方领土。在诸多割据势力中，窦融最识时务，很早就想投靠洛阳刘秀，但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

为了表达诚意，他辗转从割据陇右隗嚣那里接受了洛阳正朔，使用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果然，刘秀对窦融此举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也因为这种早早就恭顺中央的态度备受优待，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类似的还有五代南唐。958年，后周世宗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而南唐表达服从中原的行动中，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在形式上还要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丧失了制定年号的权力，改为采用后周的年号，行后周正朔。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直到最后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时，为了表示抵抗决心才又宣布弃用宋年号。

五花八门的讲究：年号取名规则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而当君主用腻一个年号下令更换，是为改元。此时，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拟制，或交由臣下提出后核定。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君主福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留下了花样繁多的年号。

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话，中国古代一共使用过911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在这些年号之中，汉、唐、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王朝国祚长久，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皇帝大都喜欢更改年号，譬如唐立国289年就有75个年号，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换一个年号，特别是高宗后到玄宗初这段时期，几乎是一年一号，令人眼花缭乱。

影视剧中的唐代夜生活

由于年号和政治紧密相关，表达帝王追求国泰民安的愿望，所以虽然几千年来年号纷繁芜杂，但还是有一些蕴含神圣、长久、开创和盛大的字，如“天、永、建、大、太、元、延、乾”等成为年号选用热门。其中，排名打头“天”在年号中共出现了86次之多。而作为年号重复使用次数最多的则是“太平”“建平”，各种大小朝廷各使用了10次，其次是出现过8次的“永兴、中兴、天成”以及出现过7次的“建武、太和、天德、永平”。从这些年号中人们也可看出，从古至今，国人的第一政治诉求，恐怕就是太平安宁。

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河上公注本《老子道德经》

或许正是因为渴望和平安宁，使得古代帝王年号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在拟定年号时，往往会在《老子》《列子》这种讲究无为而治、明祥瑞求长生的道教经藏中寻找灵感，比如古代帝王钟爱的“太初”（出现5次）和“太始”，就出自《列子》。而《老子》更是备受青睐，其中第41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一句话就出现了“明道”（宋）、“广德”（唐）、“建德”（北周）三个年号。除此之外，诸如“先天”“久视”“大顺”（唐）、“甘露”（西汉、曹魏） 等年号，也都是出典于《老子》。

改元：遵循潜规则的政治秀

理论上，改元是皇帝彰显自己权力的行为，想什么时候改，改几次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过，经过封建王朝漫长的实践，当改元和年号形成制度后，其实也存在一些公认的规则。一般的，确定了改元之后，朝廷会尽量将现有的年号用到当年结束，隔年再改用新年号。按照传统解释，这被称为“不忍一年有二君”。特别是到了一世一元的明清两代，一年之内使用两个年号的案例仅发生过一次：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明神宗去世，朱常洛继位，确定改第二年为泰昌元年，但他仅在位一个月就病逝，太子朱由校继位后按惯例也要改元使用自己的年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规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光宗的泰昌元年，隔年改为天启元年。

不过，所谓“不忍一年有二君”的改元制度也就是明清两代比较突出。在此之前的帝王在改元问题上则比较随心所欲，比如西晋惠帝司马衷，就创造下了一年四易年号的记录：公元304正月改“太安”为“永安”，七月改为“建武”，十月复用“永安”，十二月再改为“永兴”。当然，这是因为当时政局特殊。不过，即便是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干过在中统五年（1264）五月就下诏将本年改为 “至元”的事情。

左图：东晋永和元年（345）颜谦妇墓志，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出土，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右图：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屈突隆业墓志铭，大同市七里村北魏墓出土，现藏大同市博物馆。太和是古代帝王钟爱的年号之一，曾被历代王朝用过7次；而“永”也是历代年号中最常使用的字之一，出现频率仅次于“天”字

实际上，古代帝王不仅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改元的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过最常见的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宣布与民更始，改元启用年号以示政治从此焕然一新。不仅是新君登基，诸多政治活动都能成为改元的理由。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改立由武曌生下的李弘，为了以示国有储君，宣布改元“显庆”，结果这还不算完，到了调露二年，他再度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改立英王李哲为皇太子，于是又宣布改元为“永隆”。

公元682年，李治的皇孙满月，任性的李治不仅摆下满月酒，还宣布将年号“开耀”改为“永淳”。乾封三年，李治下诏大赦犯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太有德政了，是宣布将年号改为“总章”。

相对唐高宗夫妻些许小事而改元的情况，反而是那些因为举办封禅、享祀明堂、典祭宗庙等国家大典而进行改元行为，就显得要正常多了。汉武帝的元封，唐高宗的乾封，都是因为在封禅泰山，为纪念盛典而改；汉安帝永宁，汉顺帝的永和，唐武瞾的永昌、圣历等年号则是庆祝享祀明堂；唐敬宗的宝历，唐武宗会昌则是典祭宗庙后进行的改元。

除了这些文化活动，不少帝王也用改元来庆祝在自己统治下取得胜利。这有些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比如唐代武瞾于685年击败了起兵造反的徐敬业，认为从此可以“垂拱而治”，下令改元“垂拱”。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率军远征西域，诛匈奴郅支单于康居，取得汉匈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此次胜利，汉元帝下令改“建昭”为“竟宁”，所谓竟，就是边境的“境”，竟宁即意味着边境得以安宁，汉元帝使用这个年号内心之得意，由是可见一斑。

当然，如果军事胜利不可得，那就只能鼓捣一些祥瑞来自欺欺人了，而这种真真假假的祥瑞天象，也向来是帝王改元的一大理由。除了看见奇怪的星象、出现日食、地震、黄河水清这些自然现象，各种罕见动物也是常见的改元理由，比如北魏就用过“神?”“神龟”这样的年号。而在所谓的神兽祥瑞中，又以凤凰、黄龙为最常用的借口。

（左）三国东吴“甘露二年九一日”铭文砖，现藏南京六朝博物馆 ；（右）三国东吴“五凤元年”砖地券拓片，原件现藏南京市博物馆。五凤、甘露原为西汉宣帝所使用过的第五和第六个年号，东吴时孙亮和孙皓也号称出现了相应的祥瑞，分别重复启用五凤和甘露年号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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