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赵匡胤经过4年“建隆”朝的励精图治,政权逐渐稳固。他打算按照封建王朝惯例进行改元,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
“乾”字在《易经》中解释为天、为君、为父,自从用了乾德年号之后,他事业似乎真有了进步,乾德三年,北宋灭后蜀,向统一天下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结果就在这年,后宫有宫女给赵匡胤献上了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拿去问赵普等人,也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陛下您问问后宫人看看这面镜子是不是蜀地战利品。”赵匡胤回去一问果然如此,虽然心头疑窦解开,但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心中多少有点不快。
乾德元宝正反面
其实这也怨不得赵普。“乾德”年号甚至都不是后蜀,而是前蜀后主王衍在40多年前用过的年号,不仅是他,后世王朝几乎都在年号上遇见过这种问题。历朝历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多如过江之鲫,每个帝王上台都要用年号,有些精力旺盛、统治时间长久的一用就是七八个,越是到了后世就越难避免重复。
定年号,颁正朔:改朝换代的大事
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所谓“正朔”,按学者解释就是“正谓年始,朔谓月初”,颁布正朔也意味着确定通行历法。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因此“颁正朔”往往被视为是“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礼记正义》孔颖达)的大事。只不过自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后,人们都习惯于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除了王莽、武瞾、太平天国等极少数政权真的改过正朔,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
光武帝刘秀,选自《历代帝王图》,唐,阎立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东汉初年,刘秀已经在洛阳建立了政权,但巴蜀公孙述、陇右隗嚣、河西窦融都保有一方领土。在诸多割据势力中,窦融最识时务,很早就想投靠洛阳刘秀,但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
为了表达诚意,他辗转从割据陇右隗嚣那里接受了洛阳正朔,使用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果然,刘秀对窦融此举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也因为这种早早就恭顺中央的态度备受优待,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类似的还有五代南唐。958年,后周世宗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而南唐表达服从中原的行动中,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在形式上还要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丧失了制定年号的权力,改为采用后周的年号,行后周正朔。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直到最后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时,为了表示抵抗决心才又宣布弃用宋年号。
五花八门的讲究:年号取名规则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而当君主用腻一个年号下令更换,是为改元。此时,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拟制,或交由臣下提出后核定。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君主福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留下了花样繁多的年号。
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话,中国古代一共使用过911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在这些年号之中,汉、唐、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王朝国祚长久,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皇帝大都喜欢更改年号,譬如唐立国289年就有75个年号,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换一个年号,特别是高宗后到玄宗初这段时期,几乎是一年一号,令人眼花缭乱。
影视剧中的唐代夜生活
由于年号和政治紧密相关,表达帝王追求国泰民安的愿望,所以虽然几千年来年号纷繁芜杂,但还是有一些蕴含神圣、长久、开创和盛大的字,如“天、永、建、大、太、元、延、乾”等成为年号选用热门。其中,排名打头“天”在年号中共出现了86次之多。而作为年号重复使用次数最多的则是“太平”“建平”,各种大小朝廷各使用了10次,其次是出现过8次的“永兴、中兴、天成”以及出现过7次的“建武、太和、天德、永平”。从这些年号中人们也可看出,从古至今,国人的第一政治诉求,恐怕就是太平安宁。
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河上公注本《老子道德经》
或许正是因为渴望和平安宁,使得古代帝王年号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在拟定年号时,往往会在《老子》《列子》这种讲究无为而治、明祥瑞求长生的道教经藏中寻找灵感,比如古代帝王钟爱的“太初”(出现5次)和“太始”,就出自《列子》。而《老子》更是备受青睐,其中第41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一句话就出现了“明道”(宋)、“广德”(唐)、“建德”(北周)三个年号。除此之外,诸如“先天”“久视”“大顺”(唐)、“甘露”(西汉、曹魏) 等年号,也都是出典于《老子》。
改元:遵循潜规则的政治秀
理论上,改元是皇帝彰显自己权力的行为,想什么时候改,改几次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过,经过封建王朝漫长的实践,当改元和年号形成制度后,其实也存在一些公认的规则。一般的,确定了改元之后,朝廷会尽量将现有的年号用到当年结束,隔年再改用新年号。按照传统解释,这被称为“不忍一年有二君”。特别是到了一世一元的明清两代,一年之内使用两个年号的案例仅发生过一次: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明神宗去世,朱常洛继位,确定改第二年为泰昌元年,但他仅在位一个月就病逝,太子朱由校继位后按惯例也要改元使用自己的年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规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光宗的泰昌元年,隔年改为天启元年。
不过,所谓“不忍一年有二君”的改元制度也就是明清两代比较突出。在此之前的帝王在改元问题上则比较随心所欲,比如西晋惠帝司马衷,就创造下了一年四易年号的记录:公元304正月改“太安”为“永安”,七月改为“建武”,十月复用“永安”,十二月再改为“永兴”。当然,这是因为当时政局特殊。不过,即便是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干过在中统五年(1264)五月就下诏将本年改为 “至元”的事情。
左图:东晋永和元年(345)颜谦妇墓志,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出土,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右图: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屈突隆业墓志铭,大同市七里村北魏墓出土,现藏大同市博物馆。太和是古代帝王钟爱的年号之一,曾被历代王朝用过7次;而“永”也是历代年号中最常使用的字之一,出现频率仅次于“天”字
实际上,古代帝王不仅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改元的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过最常见的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宣布与民更始,改元启用年号以示政治从此焕然一新。不仅是新君登基,诸多政治活动都能成为改元的理由。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改立由武曌生下的李弘,为了以示国有储君,宣布改元“显庆”,结果这还不算完,到了调露二年,他再度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改立英王李哲为皇太子,于是又宣布改元为“永隆”。
公元682年,李治的皇孙满月,任性的李治不仅摆下满月酒,还宣布将年号“开耀”改为“永淳”。乾封三年,李治下诏大赦犯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太有德政了,是宣布将年号改为“总章”。
相对唐高宗夫妻些许小事而改元的情况,反而是那些因为举办封禅、享祀明堂、典祭宗庙等国家大典而进行改元行为,就显得要正常多了。汉武帝的元封,唐高宗的乾封,都是因为在封禅泰山,为纪念盛典而改;汉安帝永宁,汉顺帝的永和,唐武瞾的永昌、圣历等年号则是庆祝享祀明堂;唐敬宗的宝历,唐武宗会昌则是典祭宗庙后进行的改元。
除了这些文化活动,不少帝王也用改元来庆祝在自己统治下取得胜利。这有些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比如唐代武瞾于685年击败了起兵造反的徐敬业,认为从此可以“垂拱而治”,下令改元“垂拱”。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率军远征西域,诛匈奴郅支单于康居,取得汉匈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此次胜利,汉元帝下令改“建昭”为“竟宁”,所谓竟,就是边境的“境”,竟宁即意味着边境得以安宁,汉元帝使用这个年号内心之得意,由是可见一斑。
当然,如果军事胜利不可得,那就只能鼓捣一些祥瑞来自欺欺人了,而这种真真假假的祥瑞天象,也向来是帝王改元的一大理由。除了看见奇怪的星象、出现日食、地震、黄河水清这些自然现象,各种罕见动物也是常见的改元理由,比如北魏就用过“神?”“神龟”这样的年号。而在所谓的神兽祥瑞中,又以凤凰、黄龙为最常用的借口。
(左)三国东吴“甘露二年九一日”铭文砖,现藏南京六朝博物馆 ;(右)三国东吴“五凤元年”砖地券拓片,原件现藏南京市博物馆。五凤、甘露原为西汉宣帝所使用过的第五和第六个年号,东吴时孙亮和孙皓也号称出现了相应的祥瑞,分别重复启用五凤和甘露年号
编辑:徐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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