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在总体上被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接受,否则就很少有人会生活得幸福。这是现代社会的特色之一。
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几乎在所有日常生活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在英语国家,分歧也是多种多样。
在一些阶层,艺术是一种享受;而在另一些阶层,艺术却是一种邪恶,只要这些艺术是现代的。
在天主教里,离婚是绝对禁止的;但是许多非天主教徒则把离婚当作一种必要的对婚姻生活的缓解手段。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分歧,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当他生活于某一社群中时,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拒绝的人;而在另一社群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认同。许许多多的不幸,特别是那些青年人的不幸,就是由此产生的。
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历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在青年时期,而不少人整个人生都是如此,这种孤立无援不仅是痛苦的源泉,而且也使人在面对敌对环境时,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性,消耗浪费了大量的能量。
这种孤立无援十有八九会产生使人不敢深入探究这种新思想并进而追溯它的逻辑结论的胆怯心理。一个人不应该长期处于这样的处境中,因为不管是疲劳、还是对于新思想的探求的胆怯,都是对于幸福的极大妨碍。
勃朗特姐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与她们意气相投的人。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艾米莉,她勇敢而气质高贵;但却影响到了夏洛特,尽管她才华横溢,但她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家庭教师的水平。
布莱克像艾米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一个心灵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也正象她一样,他的坚强足以抵挡环境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对的,对手是错的。他对于公众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富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注到青年人的头脑中,使他们本能地同到处都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相适应。
但是对于少数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全部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认同的。
例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已被一种敌对态度所笼罩,这种态度对一切有益身心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敌视。
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的孩子会瞧不起他,而老师则告诉他这些书籍是乱人心神的。
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的同伴们会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而长辈们则认为他品行不佳。
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受人尊敬,只要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甚至会说,他父亲的老行当才真正适合他。要是他稍微流露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他很可能会遇到大麻烦。
由于这种种原因,青春期,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才华的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显得更为普通的伙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一个高兴快乐的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则希望学到一些正经严肃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偶然地出生的特定社会阶层中,不管在长辈那儿,还 是在同辈人那儿,这种东西都是遍寻不着的。
当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一起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大学毕业后,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就可能会找到一份在其中能寻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伴侣的工作。
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都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约束自己。不过如果他的工作迫使他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尤其是这种工作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一位医生或律师,他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整整一生,都不得不在自己天天见面的人跟前隐瞒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不管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本上得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再会感到孤寂,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去那儿生活,结果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气质稍显脆弱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那些有才华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找到乐趣。
文 | 罗素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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