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曾执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之牛耳，南开大学为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经济学人才，南开大学曾经是星光璀璨的大师聚集之地。作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子，在南开大学校庆百年之时，我们结集纪念已经故去但仍光照后人的先生们。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与本土化中华文明有经济思想没有经济学

▲南开大学旧照

一般而言，中华文明的经济思想可上追管孔，思想丰富建树颇多，但至严复1901年翻译出版斯密的《国富论》止，中华文明没有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管仲相齐，立德立功立言与富国强兵，最早提出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分居说确定了的产业分工与结构均衡思想，影响穿越历史，为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稳定之根本。孔子以仁义之学成为古代中华文明代表。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与修齐治平由家到国，确立了不与民争利的国家财政标准。《大学》记为：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自孔子后，经太史公的《平准书》，班固的《食货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财政思想和财政管理体系，也成为评判包括汉代三十税一、唐代租庸调、王安石的青苗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雍正的摊丁入亩等重大财政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其中，王安石改革失败引发了千年争论，富国强兵本无过错，超前改革也无过错，王安石改革之失在于，强行推动金融与财税联动，造成农民被多层盘剥，负担极重。

一般而论，宋代金融相对发达，明中期清前期的经济货币化的水平亦不能算低。康雍乾年间一百年的贸易盈余累积号称白银亿两，相当于乾隆年间一年的财政收入，堪比今日的水平。戴逸先生曾指出过康雍乾盛世崩溃与持续百年的贸易盈余造成的货币供给量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最早研究通货膨胀现象的专家当为桂芳，他比较准确地测度了康雍乾盛世百年通货膨胀率为年1%，累积百年为300%，但他不知道通货膨胀与贸易盈余与白银流入的关系。至康雍乾盛世终止，古代中国均不知道，1752年大卫·休谟即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可通过物价的涨落和现金（即贵金属）的输出输入自动恢复平衡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其中的根由是当不存在完整市场价格机制时，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一定会破坏市场出清机制，并且腐蚀财政机制。

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理论提出后24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经济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又过了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严复将全书翻译引入中国。严复的译著中没有出现后来在中国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但毫无疑问的是严复理解并赞同斯密的思想，知道传统中国式思维与斯密理论的冲突，故在按语中写道：

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举。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为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

很显然，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经济思想而未能产生系统的经济学，不在于中国人不聪明，而在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是自上而下以全局大义否定局部小利的集中管制型思想。斯密阐述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由局部利益出发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理念。准确地说，市场经济需要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更准确地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没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

学贯中西、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宗旨的经济学中国化

▲严修和张伯苓

严复开创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时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创了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二先生建校时，秉持“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想，设立文、理、商三科。

1926年何廉先生自耶鲁大学毕业到南开大学任教，1927年9月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揭开了南开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教育新的一页。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全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已居于领导和中心地位，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初，经济学走入中国大学讲堂时，经济学教授归国自欧美，用欧美教材，照本宣科地讲欧美故事，教师与学生不懂西洋也不懂中国是普遍现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创了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学风，讲求用所讲授的各门课程的原理来剖析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自欧美回归的经济研究所的教授群体，不单纯讲授所学的理论，而是把所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经济现象的调查和分析。何廉说过：“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与制度，即为已尽能事。贵在能洞察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何廉在开设财政学时，以历代王朝和民国的税收来源和结构、内外债发行及公共支出等方面的资料为基础，一年后编成新的财政学教材，取代了当时最流行的美国《财政学》，经过教学实践和反复修改，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的畅销教材。而后，相继出版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经济学》《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中国商事法》，等等。还编写出版了《战时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文化学概论》等大学教学参考用书。

深入中国实际、了解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难题的中国化研究

▲早期南开校园北部全景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最光彩夺目的贡献在于肇始了以实际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工业化和传统农业社会转型。南开经济研究所最初以天津城市民族工业调查为主，而后渐次深入河北省的宝坻、高阳等县调查乡村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等为代表的大量内容鲜活的引领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棉纺织工业、缫丝工业、钢铁工业、水泥工业发展过程以及工业落后原因、可行的工业化道路及政策进行了超越时空的深远影响。对东北移民区域的农业经济调查，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调查，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四川省稻米产销的调查等大型调查研究，对于准确认识以地主和农民两极化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方式造成的农村、农业衰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由此最早提出了设立农村合作社的主张。这些研究也构成了落后国家在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发展条件下，如何实现追赶性发展的主题。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廉就曾以计划经济为题发表演讲，谈到计划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协调生产和消费，提到应当以世界为立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统一计划机关。方显廷与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宋则行分别就采用计划经济制度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可能性与制度设计进行了讨论。这些中国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从南开走向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崛起的先声及最初的主要内容。

蜚声海内外的物价指数研究在中国经济研究史上具有无可匹敌的地位。何廉基于在美国的学习和实践，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中国物价指数研究的调查体系和方法体系。1927年夏重新计算完成了1912年以来上海和广州物价指数。1928年年末基于132家生活费支出调查，编制了《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依据海关贸易册资料编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率指数（1867—1930）》，不出十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已经相继编制了六种物价指数：中国进出口物价和物量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上海外汇指数和上海证券指数，并就指数的编制原理、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而后还编制了战时重庆市批发物价指数、公教人员、商人及地主与工人之生活费指数，准确展示了抗战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

群贤毕至、名师荟萃与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教育

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为千古名言。作为经济学研究权威机构和经济学中国化的代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初创开始不过十年就汇集了一批学术大师，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凡二十余年。他们或是负笈欧美学成归国，或是选送国外进修。与此同时，这里也成为经济学大师的摇篮。

1935—1949年共招收经济学硕士研究生59人，本集中的多位大师亦在其中。以经济学中国化为宗旨的研究必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教育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经济学大师，能够产生大量经世济用的经济管理人才，根源于高度重视经济学理论基础学习和前沿探索，高度重视专题研究与社会调查实践，高度重视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归纳与概括。

改革开放的经济学重镇

▲今天的南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标志，催生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致力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现代经济学新一轮引进和中国化，应用经济学科全面快速成长发展，是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复兴与崛起的三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之初，曾经繁荣的南开大学经济学科仅余一系一所，早在而立之年即已成为经济学教授的滕维藻，以花甲之年担任南开大学第三任校长，殚精竭虑推动经济学在南开园恢复和发展，是南开大学经济学新时代群星闪烁、学科并起的重要奠基者。

改革开放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起始点。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知己知彼，寻求中国在世界经济社会文明中的合理位置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使命。以滕维藻、熊性美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学研究，以跨国公司理论、全球经济周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国别研究为基础繁衍出庞大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学科群。杨敬年是南开经济学奠基时代的参与者，是新时代经济学大师中的代表，是没有博士导师头衔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荣誉院士，以耄耋高龄翻译出版了《国富论》，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论支持。以魏埙、谷书堂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开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早开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改革之初，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取向的争论曾经十分激烈，即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后依然如此，时至今日质疑甚至否定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谷书堂严谨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存在与所有制形式无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是人的物质利益差别决定了生产成果必须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才能够实现，由此形成了以物质利益差别为前提，市场机制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时期政治经济学。他也牵头编写了中国经济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40年高速成长的推动力，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与之相关的金融学、产业经济学、交通与城市（空间）经济学以及公司治理相关商科等学科领域的发展使南开大学经济学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学重镇，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典范，也成就了大师辈出、开宗立派的新的黄金年代。

回顾历史，我们曾经历了全面计划而无法实现计划的短缺时代，经历了中央集中计划但效率低下的时代。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致力于解决分散决策如何实现整体效率最大。探索发现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性是经济学能够称为科学的基础。产生自西方，历经两百余年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学，当然不应因产地而被打上异类的标签。市场经济永远不完美，经济学永远不会穷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研究，这其中必然包括了，经济学研究应当包括更多的差异性研究，这就是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实践不断丰富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

以此纪念我们的先生们，以此鞭策我们为经济学中国化做出更多的努力。

（以上内容来自《传承——南开经济百年百人》）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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