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1085年4月16日，欢呼声响彻京师汴梁的大街小巷，民众几乎忘记了神宗皇帝刚刚去世，天下还处于国丧期间，他们守候在街道两旁，只为一睹为奔国丧从西京洛阳奔赴京师的司马光的容颜，围观的人群是如此众多，壅塞了街道，以至于司马光骑的马都无法前行。当他前往旧日同僚私邸拜谒时，街市上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骑在墙头围观这位传奇人物，当私邸里的仆人大声呵斥，想要赶走这些看热闹的围观者时，得到的是围观民众的集体讪笑：“吾非望而君，所欲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

但包围在万众欢呼中的司马光却没有感到任何欣喜，他脸上露出的更多是忧惧的神色。这种忧惧部分很可能来自于一位曾居权枢的官员对政治的清醒认识：一位深得民心的臣子很容易被君主视为沽市人心有不臣之举。但另一方面，欢呼背后的盛名之累和权力重担也让他避之唯恐不及。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司马光与宋仁宗剧照

从1071年开始，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已经逐渐安于远离政坛的赋闲生活。尽管只要他需要，朝中大事都可以随时与闻，但他却选择尽量屏蔽这个是非之地传来的嘈杂之声。他本应就此终老林泉之间，就在1085年的3月底，他还上奏状希望皇帝能从西京留司御史台和国子监之类的闲职中挑出一个让他继续优游林间。但神宗皇帝的崩逝却猝然将这位67岁久已退出政坛的老人再次拉回险风巨浪的宦海之中。

面对百姓的殷切期望和万众呼声，司马光最直接的选择是逃回洛阳，但仅仅两天后，4月18日，临朝摄政的太皇太后就派遣内供奉官命令司马光尽早回京供职，在经过一番忖思后，司马光决定重回曾经让他自我放逐的京师。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政海风浪远比他离开时更加波诡云谲。

元祐更化：神宗病逝之后，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辅政，启用旧党司马光为相，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当政后，不管新法好坏强令一概废除。这种完全出于意气的决定使得旧党苏轼和范纯仁也大为不满

归来：冲毁新党的禁言堤坝

“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5月4日朝廷颁布的这道诏书让无数希望新帝登基改弦更张的官员如坠冰谷。这封诏书尽管看起来是要贯彻先帝遗志，维持过渡时期的政局稳定。但其实质却是借先帝之名打压那些敢对神宗朝新法有所非议之人。“敢有弗钦，必底厥罪”这样形同恫吓的严词背后，正是高居宰执之位的新党领袖蔡确。

但蔡确意料不到的是，复出的司马光有太皇太后这个更强硬的后台。5月23日，起复后的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首要政见，一如他的奏疏名称《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他的目的直指争执之核心：废除自1068年开始，由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新法。这份奏疏可以看作是他未来执政的纲领性文件，以至于逐字逐句都进行了精心雕琢，以期能达到最大的效果。在奏疏里，他非常巧妙地通过举出1074年神宗皇帝因为灾害不雨反躬自省，暂罢新法的故事，将皇帝与新法一党进行了切割。对一些新党企图用“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来进行的抵抗，司马光明确指出，太皇太后是先帝之母，在新帝亲政前拥有代理军国之事的权力。

电视剧《清平乐》中司马光剧照

在同一天，司马光又连上三疏，乞罢保甲、免役、将官三法，并且为被蔡确处罚的宋彭年和王谔声辩。司马光指出对这两名官员所加的“越职言事”的罪名，乃是当年神宗朝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为了钳制人言的惯用手段，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专威福，行私意”，所以才会对代表天下公论的谏诤之言深恶痛疾。

朝廷的反应是在5月30日发布一道所谓广开言路的诏书，但这道诏书同样被新党动了手脚，它名义上表示即使“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朝廷也会“欣然受之，无所拒也”。但接下来，诏书却以超过求言纳谏部分一倍的篇幅，却开列六条禁言的内容    。

当司马光6月17日到达京城时，这道名为求言实则禁言的诏书已经在朝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代为摄政的太皇太后在司马光赴阙觐见时，将诏书的草稿交给他看阅，司马光明确告诉太皇太后，这道所谓广开言路的诏书，“非求谏，乃拒谏也”。在随后的奏疏中，司马光便揭露了新党如何假借求言以禁言的阴险手段。

电视剧《清平乐》中公主徽柔与司马光剧照

6月19日，在司马光的陈请下，太皇太后颁布了新的求言诏书，删去了这六条禁言条文。几天内，挣脱了禁言束缚的四方吏民就争先上疏言事，新党以变法改革为名钳制民意的堤坝被彻底冲毁。

司马光与新党之间的对决旗开得胜，6月21日，他被任命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相。尽管他的好友吕公著出任尚书左丞，同在枢要。但朝廷中8位宰执中，6位都是新党成员。在过去十余年间，新党操控朝政，几乎将所有异见人士全部排摒在外。

《独乐园图》卷（局部）, 明，仇英，纵27.8厘米，横381厘米，绢本设色，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画卷从右至左，描绘了司马光《独乐园记》中提到的主要园景。而司马光一人，则在画面中反复出现，体现出他的“独乐”之趣

反击：公正无私的党同伐异

面对新党的首轮攻势，司马光几乎可以说是孤身奋战，而现在，他要开始奋起反击了。从7月开始，他在太皇太后的垂询下，引荐了一批或是早年因反对新法遭受贬谪，或是因不愿屈从新党辟处卑职的人才，与王安石当年党同伐异的引荐不同，司马光首先看重的是德行。他将所荐朝士手书成一册，名为“举贤才”，400年后，明代一位叫叶盛的人曾有幸看过这部手稿，按照史书查考上面的人名，发现司马光品鉴人物之精准，“失之者十不一二”。

到12月，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已经在朝廷中布置好足以与新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1086年3月19日，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就是首相。两个月后，5月30日，司马光的好友吕公著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大宰相之职全部落于司马光一党之手。在司马光带领的一批同道的弹劾下，新党的三大主力蔡确、章惇和韩缜三人相继被罢相，并且排挤出朝廷中枢。

为了表明自己公正无私的态度，在升任首相的同时，他亲自写了一张公开榜文，告诉那些上疏进言之人，如果他们“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或者“整理官职差遣，理雪罪名”，请将自己的想法直接上闻朝廷，他会和同僚一起商议，“公议施行”，但他本人坚拒任何私下请托，“若在私第垂访，不许语及”。

电视剧《清平乐》中司马光剧照

尽管司马光对新党一派进行全面打压，但他却从未试图将这些人赶尽杀绝。非常微妙的一点是，尽管他在奏疏中反复将新法的弊害归咎于那个开启这个灾难按钮的人王安石，但他却从来没有打扰过已经退职在家的王安石清静安宁，或是通过政治手段给他施加任何压力。

身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与新党开创者王安石之间的真实关系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在京师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初次订交，并发展出一段令时人称羡的友谊。在一首题为《和王介甫烘虱》的诗中，司马光以戏谑的语气调侃王安石不修边幅，招来满身虱子，使他“通夕爬搔不能卧”。劝他“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然而友谊的小船在1068年说翻就翻。这一年是南郊祭祀之年，每次礼毕，按理都应当赐予陪祀官员若干银绢。但是时任宰相曾公亮认为这一年二股河决口，水患严重，国用不足，理应力行撙节，希望可以省去赐予的银绢。在神宗皇帝面前，司马光奏称方今本来就国用不足，加之灾害，应当节省像是郊祀赏赐这样的“冗费”，把省下来的钱用以救济灾民。而王安石则坚持，国家既然“富有四海”，所以像是郊祀赏赐这些财物，本身所费无几，如果吝惜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而且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正是王安石对“国用不足”的轻忽态度，使司马光动怒，而使司马光与这位故交老友彻底决绝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所谓的“理财术”。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的原因乃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只要有了“善理财者”，那么就足以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有着超前的思想，认为可以让政府进入市场，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干预政策，加快货币流通，从而增加社会财富。

但司马光却一语道破这个看似富国利民两全其美的理财术背后的真正危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    （头会，就是计算人头数；箕敛，就是用畚箕聚敛民财）。

对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他反驳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这是两人最大的观点分歧——“天地之产”是否有常？王安石认为天下财富当然可以增加，所以他在“开源”上着力，把蛋糕做大；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是固定的，所以他更倾向“节流”，关注如何分蛋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司马光的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否定国家把蛋糕做大的可能。但这个观点却出自于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立足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现状——经济总量增长有限，所以纵观历代所谓以富国为旗帜的理财术，都不过是与民争利的聚敛之术。司马光的历史经验告诉他在经济上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必定是有益必定有损。尽管王安石的初衷并不是与民争利，但新法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确实不幸地被司马光所言中。

王安石画像

司马光并非固执己见，不愿改革，早在1061年司马光身处谏官之位时，他就接连呈奏《进五规状》《论财利疏》等，希望可以推进政治和财政改革，司马光认为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减轻赋税，同时节省自身开支，将财富归于民间。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财政的处理权应当只有一个，在不造成民众负担的情况下积蓄储备，以便在灾害降临时可以及时赈济。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收有余而补不足”，除此以外，国家不应当与民争利，更不应当聚敛求富。

但现在，一切都被倒转了过来。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而司马光重归权枢。当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从邸报上看到司马光升任首相的消息后，怅然慨叹：“司马十二作相矣！”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拼尽半生气力推行的新法全部被推翻，包括他最得意的免役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与司马光不同，后者政治失意能够做到全然不问政事，甘老泉林，而王安石虽然自诩超脱，内心却不能忘情于政治，这使他愈发苦闷。而身体上的疾病也正在吞噬他的生命。1086年5月21日，就在司马光拜相的两个月后，王安石离开人世。得知消息的司马光在写给吕公著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位昔日老友，旧时政敌的念念之情。

《资治通鉴》手稿，影印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重病：改革与时间赛跑

1086年3月20日，司马光拜为首相的第二天，他的老友中书舍人林希来探望他。    前一天宣布任命诏书后，天降微雨，大街小    巷的人都称之为“司马雨”。    司马光已经被视为“及时雨”般的人物，寄予厚望。    尽管林希眼中的司马光“精神康安”，但在日记的后面，他不无忧虑地写道：    “（公）云足肿，疮面大如手掌，黄水出未止，足弱无力。    ”

自年初患病以来，司马光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体力不支使他自请卸下沉重的政务负担。但朝廷却将更重的首相负担加在他的身上。他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因此也加快了废除新法的步伐。

宋英宗皇后高氏，其子神宗死后，立哲宗，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尽管司马光握有重权，但是几乎每一条新法的废除都使他不得不罄尽心力，他急迫心情也难以得到同党的认可。青苗法直到1086年2月，各路提举官还在“抑配青苗钱，勒百姓供情愿状”，尽管司马光使太皇太后同意恢复旧常平法，但朝中很快就有反复，由于之前对西夏作战耗费了大量钱粮，而青苗法有利于短时期聚敛财富，因此国用不足成为官员阻挠恢复常平法的原因，在反对恢复旧法的人中，甚至包括司马光亲自举荐的范纯仁和苏轼。卧病中的司马光闻听此事，强支病体上朝，怒斥那些企图恢复青苗法的官员。最终常平法得以恢复，但恢复的也并非全然是旧法，而是进行改革的常平法，分为三等价格，保证丰年粮贱时政府以高价收购，灾年粮贵时以低价售出，并且官粮出借只收成本，不收利息，为了防止官员催逼农民纳粮，特意规定所借粮食随税送纳。

《宋哲宗像》，18世纪，出自《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而让司马光最深恶痛疾的免役法，在旧党内部也是争论的焦点，苏轼就认为免役法的问题不在于收钱，而在于钱收多了；吕公著也认为应当少受免役宽剩钱。其实免役法从根本上革除了熙宁以前役法的弊病，让自耕农能安心生产，基本上达到了“农时不夺”的目的；此外，原来官户、寺观、坊郭、女户都是不承担差役的，这些人显然有很多属于富裕阶层，免役法让他们按照占有财产的多寡来承担相应的助役钱，这种取消部分特权的行为无疑更为公平，从设计初衷上来看，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减轻原来服役民户的负担。

《苏轼回翰林院图》（ 局部），明，张路，纵31.8厘米，横121.6厘米，纸本，水墨，淡设色，（美）私人藏。此图表现苏轼被朝廷贬谪之后,又被召回翰林院,皇后派人迎护的场面。图中主要位置为苏轼, 左右两位侍从手持莲花灯为其引路

尽管司马光竭尽全力废除新法，但他也因此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越发担心自己无法看到被他视为毒药的新法彻底废除，而这又迫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在他看来，废除新法固然是为天下解毒，但同时也成了他自己的毒药。他的一些朋友看到他躬亲庶务的繁忙和日渐羸弱的身体，一再劝勉他要保重身体。但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死生，命也。”

6月15日，他的身体似乎好一些，于是销假坚持上朝，9月22日，病情再度复发，几乎可以肯定是忧劳导致的结果。

10月4日，已经卧床不起的司马光上疏奏称自己“患左足掌底肿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恳请免去即将告成的明堂宿卫之职。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之中。侍疾的人发现，虽然司马光已经神志不清，但口中喃喃地仍然皆是“朝廷天下事”。他最终留下的只有八张纸，全是论当世要务的手札。而他的遗榻枕边，只有一卷《役书》。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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