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在中国采访,1938

以“战争摄影家”闻名于世的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在本书中占上一席之地也许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卡帕身经的五场战争（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许多战斗又确确实实是以都市为背景或直接以都市为舞台展开的。战火中的马德里、武汉、巴黎、柏林等地都闪现过卡帕的身影。因此，如果硬要说卡帕是一个“战争摄影家”的话，倒不如说他是一个“都市战争摄影家”来得更为恰当。在他的这些以都市为背景展开的战争影像中，人的活动与命运始终是他的视线焦点所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也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报道摄影观与人生观。一个真正伟大的报道摄影家，他的作品必然反映其人生观，而他的人生观又必然渗透溶解在他的影像中，构成一种迥异于他人的特殊质地。

卡帕于1913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名安德烈·弗里德曼。1931年，青年弗里德曼因参加左翼政治活动而被迫亡命柏林。他一度曾在柏林的一所政治专科学校注册上课，所修专业是新闻。后因生活所迫，弗里德曼进入一家图片社做暗房助理。1932年11月，因图片社一时抽不出人手去哥本哈根拍摄被驱逐出国后的列昂·托洛茨基，弗里德曼被临时抽派上阵。初出茅庐的弗里德曼不负所托，成功拍摄了托洛茨基初次在西方露面的影像。就在弗里德曼的事业刚现转机时，1933 年，身为犹太人的弗里德曼却因为纳粹上台而不得不逃离柏林以躲避德国的反犹运动。

弗里德曼辗转来到巴黎后，生活非常困顿，有时甚至不得不与朋友一起去偷面包果腹，而光靠喝糖水度日则是他的家常便饭。但也就在这段物质贫困、精神丰富的时间里，他结识了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大卫·西蒙、亨利·卡蒂埃-布烈松等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在这时，弗里德曼邂逅德国籍犹太人、流亡者盖尔达·波霍利勒（后改名为盖尔达·塔罗）。两人不久坠入爱河，弗里德曼教会了盖尔达使用相机的技术，而盖尔达则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经纪人，向各报刊兜售其实是弗里德曼拍摄的照片。从1936年开始，弗里德曼就用“卡帕”这个名字发表作品。我们也许可以说，“卡帕”这个响彻摄影史的名字也是他与盖尔达的爱情的成果之一。

就在“卡帕”这个名字开始崭露头角的1936年，通过普选上台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由于内部政见分歧而失去了控制国家的能力。同年7月，右翼军人佛郎哥在西班牙法西斯政党的支持下，悍然发动武装叛乱。但是，佛郎哥的倒行逆施受到了支持共和国政府的西班牙人民的激烈抵抗。西班牙从此进入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当时，希特勒德国与墨索里尼意大利从军事、经济上支持佛郎哥叛军，而斯大林苏联则全力支援西班牙共和军，结果，这场内战演变成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搏斗。

废墟，马德里，1936

共和军士兵,马德里，1936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卡帕受法国杂志指派于1936年8—9月与恋人盖尔达第一次采访了西班牙内战。在戈尔多巴战线的塞洛姆里阿诺，卡帕因拍摄了一幅成为西班牙内战象征的照片《共和国士兵之死》而一举成名。同年11月，为采访马德里保卫战，卡帕第二次来到马德里并与国际纵队一起行动，在战斗最激烈的马德里大学城及周围地区进行采访。1937年2月，他再次与盖尔达一起在马德里进行采访。5月，卡帕又去西班牙巴斯克地区采访。而在7月，他在巴黎接获盖尔达在前线采访时被共和国军队的战车压死的噩耗。12月，他又去西班牙采访。而在从中国采访回来后，卡帕又于1939年1月前往巴塞罗那采访。在这段时间里，他前往西班牙采访频率之高在反映出国际上对西班牙内战的深切关心的同时，也反映出他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关心程度。可以这么说，身为左翼青年的卡帕确实希望看到共和国方面的胜利并以自己的影像见证这一胜利。

在采访中，首都马德里成了卡帕重点拍摄的地区之一。卡帕在马德里主要完成了两大摄影报道，一个是马德里西部郊区的战斗，另一个是受敌机空袭后的马德里市区的惨状。

马德里市民，1936

马德里，1936

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卡帕着力报道了由各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凸现这场战争的国际意义。他与国际纵队中的“巴黎公社大队”的战士们在马德里西郊大学城的医学部校舍中度过了战斗最激烈的数天，为世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充满现场感的战斗记录。虽然卡帕的照片有许多直接反映了战斗本身，但更有大量的场面却是共和军战士们的生活实态。这些就在不久以前还是普通市民的战士们在战斗间隙下棋、读书、写信等日常活动透过卡帕的镜头来到人们眼前。通过这些照片，他提示了“战争已经日常化，异常成了正常”的特殊的战争风景。卡帕以此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并不仅仅存在于战斗前方，它也同样存在于战线后方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从生的全方位角度来观察战争才能真正深刻地诠释战争的性质。

观看空战的马德里市民，1936

作为新闻记者的卡帕在其主观上也许并不想将自己的活动空间局限于都市，但战争却会因为战争的法则而常常将他牵进战争中的都市空间。这也许是卡帕的一种宿命。但他也因此有可能将在战争这一最残酷的现实中体现出来的人的生命现实与意志用影像加以传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就是这么这一个必争之地，而后来的武汉也同样证明了都市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1938年1月21日，卡帕登上一艘名叫“阿拉密号”客船从法国马赛起程赴中国。与他同船的有英国诗人奥登与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卡帕是应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之邀作为《四万万人民》摄制组的照片摄影师来华的。卡帕此行既有报道中国人民抗击侵华日寇的目的，也有为自己的死于西班牙内战的恋人盖尔达了却未能来华的心愿之意。

4月29日，卡帕在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武汉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拍摄的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些照片。那天，日本侵略军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目标，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拍摄了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长空的许多场面。在他的照片中，既有中国人民为空中激战而心事重重地观战的情景，也有在得知中国空军击落20架日机大败日寇的消息时欢欣鼓舞的场面。如果将卡帕在1936年11月拍摄的马德里空战与武汉空战的照片放在一起，人们就会发现，卡帕通过这两场发生在欧洲与亚洲的两个不同国家的空战场面，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达了这么一个重要事实：在西班牙与中国这两个不同国家中发生的战争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那都是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决战。这是同一性质的战争在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同时性展开。

蹲着的女人,日军空袭后,汉口,1938

而在7月19日的另一场对武汉的空袭中，卡帕再次以自己的战争影像证实了自己用照片得出的上述结论。日寇在这场空袭中对居民区也实行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身为伊文思摄影队一员的卡帕在空袭结束后迅速奔赴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拍摄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状。卡帕在这次拍摄中拍到了一幅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日军空袭后》。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的身影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而当人们将卡帕拍摄的在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茫然不知所措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妇女的照片放在一起时，马上产生的联想便是在战争造成的灾难中，首当其冲蒙受重大牺牲的便是妇女与儿童。卡帕在以饱含同情的视线注视他们的苦难的同时，也着意刻画他们在面对战祸时表现出的坚毅与乐观。无论是在马德里还是在武汉，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妇女儿童们，都是以一种参与者的姿态出现在卡帕的照片中。这些妇女，还有少年儿童们，不是这场事关他们命运的战争的旁观者，他们同样也是奋起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在卡帕拍摄的一幅特写肖像照片中，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少年士兵以一种凛然之气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这幅照片被创刊不久的美国《生活》杂志用作封面照，卡帕把中国人民的决心传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生活》杂志第156期封面，汉口，1938

观看空战,汉口,1938

汉口,1938

观看战争宣传的市民，汉口，1938-1954

训练,汉口,1938

在结束了对这两场战争的采访后，欧洲局势更趋恶化。已有“当今最伟大的战争摄影家”之誉的卡帕不得不又一次开始他的流亡之旅。这次他的目的地是纽约。卡帕一到纽约后，马上开始与《生活》杂志的合作。在美国参战后，他驰骋于欧洲战场，与进攻西西里的盟国军队一起用降落伞从天而降，也与登陆诺曼底的大兵一起抢滩，以自己的冒险行为为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作注。而因为自己的传奇性经历，卡帕在报道战争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个深具新闻性的人物。

二战结束后，卡帕本愿自己成为一个“失业的战争摄影家”，但他仍然身不由己地拍摄、报道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在越南的太平省，卡帕踩响一个地雷，终于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永远的神话。

卡帕的好友、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悼念他时说：“卡帕不但知道要找什么，而且也知道找到后如何处理。比如，他知道照片中是拍不下战争的，因为那几乎都是感情。然而，他来到互相厮杀的近边把它的感情拍在照片中，他能在孩子们的表情中拍出所有人的恐怖，他的照相机理解感情并将此凝固。他的照片并非出自偶然，照片中的感情并不是出自偶然的东西。他能够把动作、热闹，还有悲痛变成照片，他能够拍摄思考，是他的作品本身将伟大的心灵与超乎常人的同情心变成图片。谁也无法取代像他那样杰出的艺术家。不过，对我们来说，从他的照片中可以发现这个人的本质却是无上的幸福。”

来源：上美好读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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