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艺人仝卓的造假关系网曝光，随后其高考成绩被教育局取消。人们惊讶于以“公正”闻名的高考，居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熟悉历史的人，往往会将高考、国考等考试与古代的科举联系在一起。在旧史观中，科举也被视为公正的典型，乃是下位者上位的唯一渠道。然而重新翻看古代的记载，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察举制与推荐信制度

在旧有史观中，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是一对连襟。伴随着那句赫赫有名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仿佛察举制创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固世家门阀的地位。同样，与察举制类似的欧美推荐信制度，在不少人眼中也是为阻止阶级疏通而设计出来的制度。

讽刺的是，在不少人眼中以法制、公正闻名的秦朝，也是用推荐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一直到隋文帝之前，中国人选拔人才的方式都是察举。可仔细观察隋以前的人才储备以及官僚素养，我们会发现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科举兴起后的官僚系统更优越。恰恰相反，在科举制度达到巅峰的宋朝，反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冗官”现象。察举制能屹立数千年不倒，甚至当今世界的顶级名校也是用“察举制”，这也能证明其独到之处。

这其实也无法责怪后世的学者，因为社会的道德标准与人口结构已经大不相同。在很多人眼里，让某人去推荐人才，等同于让他“走后门”。诚然大部分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员，做不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是，所有的举荐人都要为被举荐人负责，一旦被举荐人出现问题，那么举荐人就要担起连带责任。

因此，在以法律严苛闻名的秦朝，所有的官员都需要自称“待罪”。这并不仅仅指官员随时有可能触犯某个律令，更因为官员需要对自己教育出来的子女以及推荐的下属负责。若是推荐人无法完成指定任务，那就是“渎职”，举荐人轻则降职，重则罢官。

当然面对种种诱惑，出身贫苦的下位者举荐人，往往会因经受不起物质吸引，导致被举荐人“德不匹位”。所以，隋以前的统治者会按照东亚的传统价值观，让那些德高望重的大儒或大家族子弟负责察举工作。

理论上，越是德高望重的举荐人，越是在意自己的社会信用，一旦出现被举荐人“品行不端”的情况，那么举荐人的社会威望就会遭到损害。在东亚，这种社会信用、威望往往与“名”绑定在一起，大部分的大儒往往非常“爱惜羽毛”。若是某个世家子弟的推荐出现问题，那蒙羞的人便不只他一个，其家族的“家名”也会因其蒙尘。

这种方法带去的副作用就是举荐人会尽可能多地考察被举荐人的人际关系。在儒家传统价值观中，人们相信“名师出高徒”，也相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一个人经常出没于不正当场所，周围的朋友都是贩夫走卒，那么其品性就会受到质疑，被举荐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反之，若是某人足够洁身自好，老师也是德高望重的大儒，那么他的品德与修养就会受到认可，被举荐的可能性极高。

了解到察举制运转的本质后，我们再回过头看那句“上品无世家，下品无寒门”，就会发现并不一定是所有世家出身的举荐人，凭借自己的身份搞“阶级迫害”，而是下位者确实很难找到好老师，人际圈子也往往不如人意。用今天的话说，其原生家庭的背景也不怎么样，父母都是贫民确实很难有一个“贵子”。

科举制度的诞生、舞弊与世家门阀的消亡

或许动机与旧史观猜测的不同，可察举制度的结果就是世家门阀以及他们的寒门弟子们牢牢掌控着官场资源。隋文帝作为一个集权君主，不可能容忍权力被分散的感觉。于是，科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大部分的官员，需要依靠朝廷统招的考试，才能进入官场。过往那种举荐人细心考察每个人的圈子与品德的氛围被简单粗暴的考试取代。察举制度观察的个人道德水准，可能是被举荐人在“作秀”。但是，制度化地对选拔人员的道德进行考核，说明社会对个人品性依旧有着要求。当其被科举制度“一刀切”后，考试成绩成为唯一指标。长此以往，社会的道德标准自然一降再降。也难怪千百年后的人们再回看察举制，会觉得这是上位者恶意阻碍阶级疏通的结果。价值观的变化与道德水准的降低，使人们不再相信一些东西。

或许有人以为科举通过统一招生的手段，让普通的寒门子弟有着高于以往的做官机会。毕竟，正如前文所述，世家子弟与寒门子弟无论是原生家庭、人际关系、师徒传承都相差很远，寒门子弟很难在举荐人细致考量中获胜。

然而，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并不存在所谓公平、公正一说，如果是察举制是隐形歧视寒门子弟，那么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就是将这种歧视制度化。唐代学校分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只有“四门学”招收低级官员的子弟和普通民家的优秀子弟。所有官员的等级将决定他们儿子的就学机会，下级官员与平民的儿子大概率只能做技术官僚。

更重要的是，科举的竞争也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公平。中国文人往往有“借古喻今”的毛病，即喜欢将当代发生的故事移花接木到古人身上。这样既安全，又可以让“看得懂的人看懂”。

明代文人冯梦龙就是个中好手，其著作《太平广记钞》记录下这样一则故事：

唐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国忠方乘马趋朝，抚因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向抚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奈何校其曲直？”因致暄上第。

这段话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靠着妹妹上位的唐朝宰相杨国忠有个儿子叫做杨暄。其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不及格，主考官达奚珣因惧怕杨的淫威而不敢做主发榜。听说唐玄宗住在华清宫，估计杨国忠也在那边。达奚珣就赶紧写信，要儿子会昌尉达奚抚就近向杨请示。达奚抚天不亮就赶到了杨国忠下榻的府第，正碰上杨要去上早朝，只见军鼓声中，手执火把的兵士分列两边，护卫着杨乘马而出。达奚抚在烛光下拜见杨国忠。杨国忠估计自己的儿子这次必中，他是来报喜的，不禁展颜而笑。想不到达奚抚竟说：“父亲说杨暄没有考上，特叫我来请示怎么办？”杨国忠闻言大怒：“我的儿子难道还怕不能富贵，要靠你们这些小人来恩赐一个名分？”说完，不理达奚抚，策马而去。达奚抚吓坏了，赶紧回来对父亲说：“杨国忠仗势凌人，怎么能叫他来判定此事的是非呢？”达奚珣没有办法，只好在榜上加上了杨暄的名字。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虽然降低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却没有消灭世家。真正让世家子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契机在五代，各路军阀与外族的混战。在历代帝王的努力下，世家门阀基本被解除军队控制权。昔日盛极一时的关陇集团在历代帝王的手腕下，彻底成为历史的尘埃，此后的世家大族再不复过去的武德。文官化的世家大族也失去了乱世中的生存能力。偏偏成百上千年的积累，让世家们有着令人垂涎三尺的财富，使其成为各路节度使的优先攻击对象。

五代末期，世家子弟已经十不存一，活下来的人大都也丢失了自家的族谱。从此之后，中国的血缘贵族再不复往日的荣耀。对于寒门出身的子弟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机会。他们凭借着科举制度，顺利上位取代往日世家勋贵的生态位，也就是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可他们之所以上位成功，并非因为“科举”，而是因为战乱导致旧统治集团的没落。同时，笔者需要指出所谓的寒门子弟，并非指一些人想象中的“中下贫农”，更多情况下寒门弟子指中小地主。在宋朝以前，印刷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及，不少地区甚至连雕版印刷都没有，只能用手抄的形势传承知识。而能购买大量书籍自学的人，家境不会很差。通常出生于士绅家族。

结语

察举制比起科举制，无疑对道德有着更高的要求，需要举荐人有一定的修养和识人能力。可惜，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以及对人才要求的“一刀切”，社会的道德水准降低。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能理解道德规范下的制度，甚至会将一切推荐制度，包括欧美的推荐信制度视为“走后门”。可见价值观一旦产生差异，就会对同一件事物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希望这次仝卓能让一些人明白，统招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公平。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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