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崚 上海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党和国家曾派出了数批主要来自全国农垦系统的青年农工和技术人员远赴美国及加拿大的农场和大学研修。这批青年和常规的留学生不同，通过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农牧场参加劳动，以自己的劳动收入支付假期中在大学的研修费用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是名副其实的“勤工俭学”。当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亲身经历见证了这段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崇高使命和时代特色的难忘插曲。
婚礼上收到加急电报
1978年10月底秋收基本完成后，我和爱人杨建军，在连队粮食晒场上乘坐拉运玉米的卡车前往库尔勒，再到吐鲁番换乘火车，经西安、北京、天津、南京回上海旅行结婚。在途经北京参观军事博物馆时，我们曾以车进车出的京西宾馆为背景照了一张相，后来才知道，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基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那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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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年的结婚照
我的岳父杨大成，是上过“抗大”英勇善战的老八路；岳母许纯贞，是王震将军1950年从长沙招收的，后来曾为她们拍摄过《生命的火花》《八千湘女上天山》等电影和纪录片的湖南女兵中的一员，都很有些传奇色彩。 1978年12月初，我们回到上海，婚宴订在福州路上的杏花楼，母亲对此特别上心，先去了两次。因其时改革开放尚未揭开大幕，订了当时算有点超规模的三桌，还被店方再三叮嘱要尽可能低调否则“遭冲击责任自负”。赴婚宴时我仍穿着一身农场发的绿军便服，建军仅穿了一件红上衣。不过那天穿着红上衣的漂亮姑娘还有好几位，以至有好几个到厅门口探头探脑张望的客人，吃不准哪一个是新娘。 正在敬酒过程中，却闯进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说：“谁叫庄崚？加急电报。”原来那位看上去已有四五十岁的邮递员非常有责任感，将电报送到我家时无人签收，见电报封面上写有“加急”两字，问邻居后便骑着自行车直接赶到杏花楼， 谢过邮递员，打开电报，是农二师二十一团宋国祥参谋打来的，上面写道：“师团已推荐你参加全国农垦选拔赴美学习考试，接电后即刻返回赴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参加选拔考试。” 全家人的目光都在“赴美”两个字上久久停留。妻子虽是老八路家庭出身，但当时在一机部工作的我父亲，抗战时在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总处当过运输科长、专员，还是国民党员；更有甚者，我的伯父一家则是在1949年5月，于隆隆炮声中从上海龙华机场飞往我国台湾。这对原来考大学都受限的我可能吗？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支持我立即返回。 到新疆的火车票一直很难买，好在设在北京东路的售票处不算远。我从杏花楼直接赶到那里想碰碰运气，不行再到老北站等退票。到窗口前一看，七天内的票已全部售完，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正准备出来，不料有人在喊：“两张明天乌鲁木齐硬座票，有人要吗？”我赶快要下一张。第二天中午我就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 在乌鲁木齐市东风路考场举办的初试包括英语、驾驶等课目。我这个靠进疆前在上海市北中学所学得的英语底子和在农场中自学拖拉机驾驶的“三脚猫”勉强通过。因为那时我们的英语总体水平都普遍较差，为了赴美后能更好地研修学习，农垦部还要对我们进行强化培训并复试。 1979年3月，我和王志耕、陈永强、张赴先等10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学员，来到设在上海奉贤星火农场原上海市商业干校校区内的农垦部外训班报到。在部里派来的刘汝洪和李维克两位班主任和上海市农场局教卫处处长何士良等带领下，周叔余、蒋老师等诸位师长同我们一起吃住在条件艰苦的干校中，不辞辛劳竭尽全力对我们精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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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0年赴美勤工俭学的7名学员，前排中为作者
老师和同学对我们这些来自西部边陲的学员格外照顾。当时英语听力是一大拦路虎，整个外训班一共只有几台可放磁带的录音机，晚上就放在教室中供大家灌耳音。管理这些录音机的小许总是将录音机优先给我们新疆学员使用；上海、北京、浙江正在听的同学一看我们进去，都马上站起来让我们。我们也努力勤学苦练，慢慢赶了上来。老师们和同学之间的师长之情和同窗之谊也增添着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感激与珍藏。
一波三折的艰难政审
依照农垦部和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签署的协议，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会长雅玛拉森一行于1979年9月到上海验收外训班培训的成效。 我作为学员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晤。在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农业的概况和优势后，雅玛拉森提出希听听学员的自我介绍，赴美研修后想学些什么，并欢迎提些问题。 前面的几位同学都讲得很好，轮到我发言了，我问道：“Are there any weak spots in American agriculture（美国农业生产中有什么弱项吗）?”
临近结业，安排学员们到瑞金医院进行出国体检，查出我的血压偏高。何士良处长得知后就在周六下午专门要车，带着我又一次从奉贤前往市中心复查。结果还是高。医生就叫我到隔壁一张病床上躺下。何处长就一直坐在旁边陪我，要我不要讲话静卧心情放松。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出去又量了一次，还是不行。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我站起身说：谢谢老师和医生，我们回去吧。何处长却一脸轻松地说：不是比刚才低了一点吗，再躺躺。他要我躺好，走到外间关上门，我听见他用医生桌上的电话好像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要他们不要等吃晚饭什么的，然后又同医生讲述起赴美勤工俭学的由来及意义。又过了一会，女医生拿着血压计走进来，要我躺着别动再次测量，结果通过了，在表格上签了字。我到如今还是不清楚，当时到底是血压真的下去了，还是医生被这一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举及何处长的精神感动而放了我一马。 但与体检相比，“政审”就更难上加难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父亲是有着“历史问题”的国民党员，伯父伯母在台北，堂兄堂嫂在美国，当时情况下，如果哪个单位派到美国或欧洲的人跑了，是必定会严厉追究的，特别是推荐人与决定人的责任。 但是写着“该青年技术员（实际上我当时是助理技术员）自从1965年从上海支边进疆后一直安心边疆建设，劳动中能吃苦，十多年来，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缺过一天勤，多次被评为五好工人，还能抽出时间学习和应用农业科技……”等内容的鉴定，经连队、团场、师部一级一级签字盖章后送到兵团司令部，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拟选派的报告又上报给农垦部，最后赵凡部长一锤定音：“周总理早就说过：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还是要看本人表现，要相信我们的农垦青年。”春节前，已回到农二师21团工作的我接到了来自北京批准我赴美研修的通知。 实际上父母对我的政审不抱什么希望的程度比我还要高得多。乍一听我有可能被选送去国外，特别是到美国研修的消息，父母当然喜出望外；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怎么可能。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公派出国还是凤毛麟角，怎么可能轮到远在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的我呢！所以为了怕我期望太高失落后的打击也更沉重，父母刻意淡化赴美之事。在婚礼上听到要我回新疆参加选拔的通知后，甚至在上海9个月的外训班期间，我们之间基本不谈及这个话题。 但现在赴美研修终于变成现实了，面对这一当时有点近乎“天方夜谭”的通知，父母内心的喜悦远超过我自己。虽然还是早春时节，对我和我的全家而言，却亲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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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牧场学习调查
同期赴美的青年农工一共只有50名，但却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新疆7名：张赴先、林任凯、王志耕、宋马列、陈永强、庄崚、符鹤年；黑龙江7名：程善刚、谈克农、章力建、肖延生、梁玉强、孙贵玺、龚贤益；上海6名：苏嘉义、石立、孔太和、宁永健、李道广、沈宝发；浙江2名：韩辉、谢经元；江西4名：丁金生、张长雄、王其中、闫炳钢；河南1名：张新风；河北1名：张俭英；湖北3名：毛智贵、陈贻玖、荣瑞林；广东4名：王胜贤、黄良国、曾帮葛、黄遥宝；广西2名：何庆强、顾念恩；北京2名：姜守昌、刘仪安；内蒙古2名：胡噶桂、伊兰贵；吉林2名：柴广田、徐卫东；辽宁2名：田家瑜、杨盛民；宁夏2名：帖汉、初敬桐；四川3名：赵爱思、宋家照、吴荣恩。同伴中以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主体，还有部分学农的青年大学生。我们的领队是孔太和和王志耕，研修方向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农业机械、管理经营等五大领域的30多个专业。 终于踏上美利坚国土 1980年3月,我们到北京万寿路农垦部招待所集中准备出发。中美双方都相当重视作为邓小平访美成果之一的这一交流。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在三里屯的大使馆内为我们举办了饯行鸡尾酒会。赵凡部长代表中方出席，伍德科克大使则端着酒杯到处“Cheers(干杯)”。不知什么时候，大使走到站在宴会厅一角的我跟前，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在下是‘树林中的公鸡’（他的英文姓Woodcock的本意），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听了首先质疑自己的耳朵，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民”，意味着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没有城市户口。后来经考证，才相信他并非故意示“酷”，就连去美国时正担任总统的卡特也可算大半个种花生的农民。 走过首都机场崭新候机大厅时，我们不由得都“hold”不住而向左望去。大厅的一面因画有裸体女洗浴的壁画而被大幅白布整体遮盖。 那时，还没有从北京直飞美国的航班，我们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来到大洋彼岸。在见证华盛顿玫瑰园中国大使馆主人历史性更替的同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研修。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和夫人来到萨里那斯看望并送我们奔赴遍布全美国各州的研修农牧场。雅玛拉森会长因在国外未能前来，但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雷顿唐一见面就微笑着问道：“你就是那个与会长打赌的学员吗？”我连忙否认，他大笑说“开个玩笑”；并告诉我：“会长说他信守承诺，给你三个月时间深入美国农业首屈一指的加利福尼亚各类农场看一看，希望能有所收获。” 按照协会的安排，当年4至6月，我前后去了加州12个农场及相关机构，包括中部的全机械化小麦农场、葡萄种植园及酒庄、北部的奶牛场和种子加工厂、南部的棉花农场及柑橘果园等。一个农场一周左右的时间，主要是听取农场主介绍并参观，并参加两至三天的田间劳动，然后临走前再简单座谈。雷顿唐带我去了最前面的几个，然后有的是下一个农场的主人来接，或者我自己搭乘“Grey Hound （灰狗巴士）”自行前往。 这些农场主都是加州农协的会员，对我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青年农民都非常热情和坦率，自豪地带我参观他们的农场或牧场，好几位还陪着我参加劳动，详尽地介绍和直率地回答我的提问。别杰格父子叙述了自己家族从欧洲来美国务农的经历及体会，费许先生和夫人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在此期间国际农民教育协会还安排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参观被称作“农业硅谷”的“种子生物技术中心”、到伯克利分校听系统工程学术讲座等。 通过实地调研，我感到：正如雅玛拉森所介绍的那样，美国农业生产在集约化程度、机械化生产效率、种子的标准化，农业技术服务等方面确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但也发现了几项弱点：一是生产中太耗能源特别是汽油；二是少数农场存在表土流失及因化肥施用过多而污染的现象；三是部分农牧场主的下一代不愿接班面临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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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颁发的学员证件照
6月底雅玛拉森在萨克拉门托听取了我的汇报，对我的心得点头赞许，并鼓励我用英语写成《一个中国农民对加利福尼亚农业的观察》一文，后由他推荐给著名美国农业杂志“Red Wood”1980年10月发表；临别时他还赠送给我一本由知名农业环保学家弗·卡特和汤姆·戴尔所著的《Topsoil & Civilization》（表土与人类文明）的最新专著。
被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评为“模范农工”
我赴美申报主要研修专业是甜菜和农业系统工程，7月初按照预定的计划，我独自一人乘坐长途巴士来到美国中部爱达华州勃立市（Burley）小有名气的皮埃森甜菜农场。 皮埃森农场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农场，规模不算小，有近2000英亩（合1.1万多亩），相当于我们团场中需百多名农工管理的一个连队地域那么大，但整个家庭农场的主要经营和管理均由皮埃森夫妇与他们的小儿子夫妇完成。 对于甜菜我并不陌生，新疆是我国主要的甜菜产区之一，每当定苗、锄草、施肥、喷药，田里一眼望去全是人；收获时更是人手一把坎土曼奋力挖掘，场面颇为壮观。但在这里，这些作业全是用机械完成。在美国当一个农民并不简单，皮埃森和他儿子不仅要懂甜菜栽培诀窍，还要会操作和保养不下于十种的农业机械。她的夫人和媳妇则不但要做好后勤及财务，而且农忙时节也要下地。 在一起赴美勤工俭学的同伴中，我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比较差的。我深知自己的短处，便“笨鸟先飞”，早上早一点起来帮做一些机具擦洗等准备，白天将新疆养成的睡午觉习惯改掉，精神饱满地认真做好每一项交办的工作，晚上再补学各类机械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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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美国记者萨莉·泰勒到上海访问作者父母，葛剑雄（右一）陪同，左一为作者弟弟
我就住在皮埃森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目睹他们工作日的辛劳，每逢周日全家一齐西装革履穿着整齐去教堂上“Sunday School（星期天学校）”，过年过节在外的儿孙从西雅图、波士顿赶回，20多人三代大家庭亲密无间。 8月中旬，我们在美国中部研修的10名学员，一起到我所在的爱达华州立大学农学院斯耐克研究中心进行理论培训。在听取研究员讲课和实地参观的同时，大家兴奋地交流了各自心得。在犹太州盐湖城附近杨百翰大学试验农场的王志耕，讲述了学习美国先进农业科技和粮棉经济作物综合性农场经营的收获；在家庭农场中的孔太和，则提出了可从当时国内还较罕见的家庭农场的系列借鉴之处；陈永强分享了在特大型机械化养鸡场效率的分析；李道广和宁永健总结了驾驶美国大型农机进行作业的注意要点，提出了在新疆和黑龙江大型国有农场中先试农业航空作业等建议，综合起来都觉得收获颇丰。 转眼秋天来临，当地气温下降很快。如果甜菜收挖不及时，含糖量就会下降。于是我们清晨5点顶着霜露，开着小拖拉机下地为收挖机清道平渠，8点回来吃简单的早餐，然后带着皮埃森夫人为每个人准备的午餐三明治和可乐，开始正式收挖。皮埃森负责调度指挥并充当机动工，他的二儿子和雇来的临时工驾驶甜菜收挖机，我和其他几个工人则开着拖车跟在收挖机左侧的输送带旁，负责接收挖出的甜菜，集满后开到田边公路上交给速度较高的大拖拉机，将一车又一车堆得高高的甜菜拖斗直接运往数十英里外的糖厂。午餐没有固定时间，多数是在皮埃森为收挖机简短保养时坐在驾驶座上吃，而皮埃森和他儿子往往将三明治匆匆往嘴中一塞。这样一直要忙到晚上7点过后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一天下来足足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累是累，但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 在抢收过程中，我发现各道工序所需时间不等，有时会出现空转等候情况。我就根据在兵团连队中当班长时进行“劳力组合”的实践经验，并结合“线性计划”原理，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皮埃森听了很高兴并马上采纳。 收获完成后，我要离开农场前往全美著名的萨里纳斯甜菜育种站，进修远缘杂交和辐射育种技术，皮埃森在给国际农民教育协会的鉴定中称我是“Model worker（模范农工）”。但我心中有数，比起同伴来，我还差远了。
成为中美两国交流的民间使者
上世纪80年代初，从祖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人数还非常少。我们50个中国青年农民分赴全美中西东各部，不仅在劳动中学习现代农业科技，还成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美人民友谊的民间使者。 一到美国，首先感到的就是广大侨胞无比高涨的爱国热情。萨里纳斯华侨协会不仅为我们举办了全员出席的盛大欢迎会，接我们到家中做客，还向我们每个人前往的所在州、市华侨协会进行热情洋溢的介绍，请他们为我们的研修提供指导和帮助，并在周末安排活动。 我先后参加过十多场聚会，介绍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展和改革开放的崭新气象。记得一次在旧金山唐人街东风书店举办的活动上，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上海人，听说淮海路东湖路口的西餐厅咖啡馆不仅还在而且顾客盈门经营扩大时，突然放声大哭，说：“我的家就在那楼上。” 美国民众也对大洋彼岸的东方巨龙充满好奇抱有敬仰，一有机会就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询问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问题。我们也尽力作出回答，但他们关心的领域实在太广，有许多问题超出了我们的了解，我们只好说：“有机会欢迎你们自己去中国亲眼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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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赴美勤工俭学研修结业证书
我来美国后结识的好朋友、杂志总编萨莉·泰勒(Sally Taylor)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决定到向往已久的中国。1980年10月，我父母亲和弟弟在我高中同班同学葛剑雄的陪同下，在上海和平饭店会见了萨莉，萨莉兴奋地向他们述说着来到中国后所见所闻的感想：“Incredible & Great(无比神奇和伟大)。” 1981月3月，我们有整整一个月的假期。除前往俄亥俄州的代顿和南达科他州的阿伯丁看望了二位堂兄外，我还前往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拜访了教育处，到世界银行并向温勃丁博士介绍了新疆兵团的概况，还去纽约参观了联合国大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研讨会。 1981年4月，我们50个人“一个都不少”地从美回国，使得在机场迎接我们的农垦外事司科教司负责人很是得意和高兴。 赵凡部长和其他领导亲自在砖塔胡同农垦部办公大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当我汇报系统工程在美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后，他指示要我第二天再到设在清河的农垦部干校，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垦局和农场领导进行汇报。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的李锡铭则作出批示，将我和鱼姗玲合译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问世的现代环保译著之一。 一起赴美研修的同伴们回来后，没有辜负各级领导和广大农垦战士的厚望，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身手。 我回到新疆后，被调到兵团司令部从事外资项目管理。1993年春，世界银行行长普雷斯顿（Lewis T Preston）在北京同国家领导人会晤后，不远万里专程前来新疆兵团221团，实地考察农垦综合开发项目，并对项目的成功实施给予很高评价。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史上十分罕见。随同他前来的温勃丁博士，听说我们兵团赴美研修回来的7人中有5人均在不同垦区参加了世行项目的开发和管理时评价道：“Work-study model wonderful,Chinese reform & opening up amazing（勤工俭学模式真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了不起）！”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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