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课，碰巧是星期六，搭车去上海致远中学找曾祺，告诉他在南京的事情：见到三表婶娘，见到小表妹，见到郁风和苗子，顺便也遇上金山跟张瑞芳。南京给人一个稀里哗拉的印象，有一点“临时性”的匆匆忙忙的感觉。

“其实你可以写点小说。”曾祺说。

“短的写过，长的打算写得比托尔斯泰那三本还长，没想到刚写到三页稿纸差一点四页的时候，抗战胜利了！眼睁睁把我伟大的计划耽误了！

“眼前我哪能写文章？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作文，甚至上国文课的时候，先生还喜欢掩下书本跟我论道冷落了别的同学。

“说老实话，刻木刻，我还没有‘出科’。这里头也是很有搞头的，松不得手。跟好多年仰慕的前辈一起工作，等于来上海求学，菩萨保佑我下的这个来上海的决心。

“……唔！你听烦了就打声招呼，我话里头垃圾很多。遇到你，兴奋过头，狂不择言。”序子说。

“讲！讲！怎么会是垃圾？你尽管往下讲，我认真地听着！”曾祺说。

“没有了！”序子说。

“啊？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曾祺说。“再往下讲就是垃圾！嗳吓！对！我倒真有点垃圾讲给你听！

“李桦和余所亚住在虹口狄思威路九〇四弄五号。对面一片荒凉广场，两个足球场怕也不止，高高低低，好多垃圾。弄不清原来是干什么的，一说是日本兵营，让美国飞机炸了。地面上剩下的破烂东西让人捡光，就那么荒在那里。最近突然来了上百家人，搭点东西住下了。（听说全上海来了两万多。）我不讲搭‘窝棚’而讲搭‘东西’有我的讲究。它不够格叫窝棚，只是捡到什么用什么，能撑得起来挡太阳、风雨就行。不晓得下雪天他们怎么对付。这伙人缺了一点乞丐的风度。我讲不出他们跟乞丐差距何在，都是自由职业，他们比正经的乞丐还穷，连讨饭的碗都没有，打狗棍都没有。老的七八十，小的抱在手上。也有小家庭二人世界的，有大家庭祖孙四代的，都挤在一起。睡没睡相，站没站相，缺个正常仪态。我到里头旋了一旋，替他们着急。没有水，井和自来水管都不见，不清楚上不了街的那些人口干怎么办？这怎么过日子？

“天一亮，能走动的都往大街窜，晚上才回来。也想象不到他们怎么对肚子交待？

“我从闵行进城，有时就在李桦、余所亚他们家搭地铺。他们租住的房间里没有抽水马桶，每天清早都要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大小便。两排几十个茅坑，大家就这么面对面蹲着。熟人乘机互敬香烟，交流新闻时事。看样子那些苏北难民懂得上海文明规矩，没有随地大小便，连孩子也都一起挤到公共厕所来，没钱买纸，拉完了叫孩子蹶起屁股，大人伸脚用鞋底板顺势一擦完事。这境界有点凄凉。

“我二十多年活下来的日子，碰到的都是这类让人心跳的事，借句上海话说：‘在垃圾边上讨生活。’

“有次木刻协会开完会，闲聊起来，清楚的人说，这些苏北难民其实都是逃亡地主，市长吴国桢也急得没有办法。”序子说。

“你记性好！”曾祺说。

“你这屋子里缺点茶——”

“怎么没想到现在去找黄裳？正好今天星期六。哎！黄裳其实无所谓星不星期六，在班上他那派头是说走就走的。”

“那就走吧？”曾祺说。

“几点了？”序子问。

“我没有表！”曾祺说。

“我也没有。”序子说。

“当然，你有你还问我？”曾祺说。

“我以前有个好挂表，福建永春街上一个修表小摊子朋友送的，名叫郭守礼，是个比我强多了的高中毕业生。我帮过他情感上一个大忙，原是不经意，他却是感谢万分，他给我摆过一坑一坑的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他说有几个朋友也是摆摊子帮人修表的（不是他本人），遇见人来修名表，每一回都偷取一个不同零件下来，换一个普通零件上去。久而久之，就凑成一个名表。

“这事情恐怕只有他脑顶上的菩萨知道。”序子说。

“你信菩萨？”曾祺问。

“我喜欢听人家说报应！”序子说，“我也信报应。我遇到过不少真事。”

“你要是讲给有表的人听，以后都会神经过敏。”曾祺笑了一笑，“你讲你找黄裳怎么找？”

“今天只好到家里找。我没去过他家，我有地址，在陕西南路，陕南邨，听说是以前的法租界亚尔培路那边。到地方再问。”序子说。

动身了。还真是个高级地方，里头一幢幢四层楼洋房子让带葫芦眼的围墙圈起来，单单这围墙圈这么几十幢大洋房不晓得要花多少钱。门口有守卫的，问清楚他们来头，眼睛上下扫过。放了。

两个人按号码来回绕寻，哪里还顾得上欣赏一路好树好花。住在里头的人天天看惯了，好像天天看惯了美丽电影明星老婆一样，都会不当一回事的。序子走在前头发着奇思异想，眼看曾祺陪在后头很耐烦，好像有点对不起他。幸好上楼了。

这楼梯也了不起，漂亮精实的铁花栏杆，水磨石的台阶躺着滚下楼去也舒舒服服伤不了筋骨。

黄裳这家伙哪能弄那么多钱买这漂亮三层楼？光这一坎楼梯我也买不起！

（几十年来一个问题弄不清楚，记得黄裳兄原来是住在楼下的，在那里还拜识了老伯母和弟弟。后来住在楼上我也是清清楚楚。只记得住楼下时他跟朱光耀大嫂还没结婚。没有朱光耀住过楼下的印象。我现在写的却又是住三楼的最初印象。以后，光耀大嫂逝世，我到上海见黄裳兄时，有时在他那里作长夜谈，也是在三楼，最后这段时期一直到裳兄去世跟长大了的孩子交谈，也一直在三楼。或许是我自己年纪大了，根本就没有过黄裳住一楼的事实，是我自己脑中胡作的道场。）

按了电铃。

开门的是老伯母，说：“他在！”

“曾祺，黄裳！”序子前后指了一指。

黄裳温和地说了声：“来了呀！这边坐。”

“这边坐”就是书房坐。四把椅子高矮硬软不同，各摆各的地方，周围是书柜。黄裳在那头什么地方端出三玻璃杯放满茶叶的茶，自己坐下了。黄裳开言：

“我晓得你早就来了。听李健吾还是巴金谁说的。”

“是的，我早就来了。”曾祺说。

“你可以到处走走，你西南联大有不少同学在这里。”黄裳说。

“我上海不熟，致远中学的工作是健吾先生帮忙找的。张序子是个神人，他有本上海地图。我靠他。没有他我走不动。”

“你联大那些老人家们我都熟，抗战期间我在西南一带活动得多，唉！当时水深火热，现在回想起来还颇为甜美的。”黄裳说。

“那是。”曾祺说。

这三个人的根底真天晓得，各有各的来头和系统。没敢设想，一年多时间，居然在一起能混得很融洽、认真并具有历史感。

序子不太相信他两人都非常地熟悉彼此，也看不出有这个愿望;不像对待序子，一眼看穿。这似乎是在孵小鸡而非煮鸡蛋。

黄裳说：“我想我们应该出去吃点什么。下午，下午我们可以街上逛逛，看看再邀邀有什么熟人没有，再去找个有意思的馆子会一会。吃完晚饭，还去什么地方，你们看？”

“人，我看就我们三个行了。讲话，三个人最好，四个插起嘴来就杂。”序子说，“人再多了又不同，比方十个二十个或者是五十个，那又完全是另一种不讨人厌的风景。”序子说。

“你这话新鲜！”黄裳说。

“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爷爷说的。我听他说过不止一次。”序子说。

“你爷爷以前做什么的？”黄裳问。

“帮熊希龄做了大半辈子。”序子答，“你问吃完晚饭去什么地方，可以去巴金先生家。曾祺还没去过咧！”

“那好！”曾祺说。

看曾祺样子讲话未必总是那么少。他耐烦听别人废话。（“别人”其实就是序子。）又能挑时候准确答应问题。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0-1《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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