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大戴礼记译注》

黄怀信 译注

前   言

《大戴礼记》与《礼记》一样，都属于礼学文献汇编，分别由西汉人戴德、戴圣叔侄所辑传。礼，是古人的行为规范。记，就是记录。所谓 “礼记”，就是与礼有关的记录。据《隋书·经籍志》及郑玄 《六艺论》（《礼记正义》引），《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两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引孔子语者二篇，记曾子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礼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四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他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及天象的 《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可见其确有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上古历史、自然科学史以及孔子与曾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大戴礼记》一书最早见著于《隋书·经籍志》，而《礼记正义》引郑康成 《六艺论》则曰：

戴德传 《记》八十五篇，则 《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 《礼记》是也。

可见《汉书·艺文志》虽未著录，而郑玄之时已传其书。今考《艺文志》虽不著录二戴之书，但关于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而传《礼》，《汉书·儒林传》则有明确记载。《儒林传》曰：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 《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可见二戴确曾传《礼》，而大戴、小戴，分别是戴德、戴圣的号。戴德既号大戴，那么其所传之《礼》自然可以名为《大戴礼》；若为 “记”，自然就可以名为《大戴礼记》。

晚近以来的学人多不信《大戴礼记》为戴德所编、《小戴礼记》为戴圣所编，原因是《汉书》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认为戴德、戴圣所传只是 《礼》，即《仪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 《儒林传》之文就会发现，二戴所传并非只有《礼》：后仓说 《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授戴德、戴圣，那么戴德、戴圣所传之 《礼》，亦必为说《礼》之 “记”，或者至少包括 “记”。洪业先生于 《礼记引得序》曰：“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 ‘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其说甚是。《通典》卷七三引《汉石渠礼议》曰：

（戴）圣又问通汉曰：“…… 《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 《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云。

正是其证。而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 《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无疑，此说与《儒林传》所记并不矛盾，只是简略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立于学官的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礼》，必含有“记”。可见二戴有《礼记》，《汉书》并非没有记载。

另有一事，亦可证明《大戴礼记》之纂集者有可能就是戴德。据《汉书·儒林传》，知戴德为梁人。如众所知，梁地近楚而远齐。今 《保傅》篇将贾谊《新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改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使本谓不正之楚言变为正言，说明其编者偏袒、回护楚，正与戴德为梁人之实际相吻合。

总上可知，《大戴礼记》确当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称为《大戴礼记》，而称之为《大戴礼》而已。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便以其实而正式题著为《大戴礼记》了。所以，关于 《大戴礼记》及其名目之由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怀疑。

另外，自晋以来有“小戴删大戴”之说，亦无直接证据。而且大、小戴二家当时皆立于学官，若小戴之书真由删大戴书而来，那么小戴就无立官之必要。所以到了《初学记》，又有如下说法：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其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为 《大戴礼》。圣又删 《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

于理虽通，然而后氏《记》于《汉志》者只有 “［四十］九篇”，而非一百八十篇。此言一百八十篇，无疑是欲合 “删其繁重”之说，所以又未可尽信。

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等人，亦曾疑“小戴删大戴”之说。所以，所谓 “小戴删大戴”的说法，今已不可再信。

那么二戴之书本来又有何不同呢？《后汉书·桥玄传》载：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 “桥君学”。

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四十九篇，与小戴同。又《后汉书·曹褒传》曰：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 《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自制礼，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 《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如前所说，庆普所受，亦为后仓所授说 《礼》之《后氏曲台记》。此言传 《礼记》四十九篇者，亦必后仓之书。传后仓书而曰 “庆氏学遂行于世”，是庆氏所传亦必为四十九篇。即以曹褒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小戴之书，那么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既皆四十九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亦必为四十九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盖脱 “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 “数万言”（见前引《汉书·儒林传》）之众。庆氏、小戴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又各自为学且行于世，则三家之四十九又必有不同。其不同，盖于各篇内容亦 “各有损益”而已。

大戴所受及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后成八十五篇，则非自增之又何所来乎？不待言也。

那么今本 《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究为何文耶？愚谓即今本 《礼记》除《哀公问于孔子》《投壶》等篇外的主要篇章。其之所以 “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间杂错出，似是人为？《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各有损益”之故。至于其他两见而文字多异者，或系传闻不同，而正其各自为家之又一故也。总之，二戴原书即篇不同名，内容亦不必迥异；大戴书虽多出三十九篇，内容亦不必尽在小戴书之外。

总上可知，不惟小戴未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仓；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之上又有所增益；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大戴之所增，实亦是对后仓所传本之调整充实。如出《曾子大孝》篇于《祭义》，出《诸侯衅庙》篇于《杂记》之类。

《大戴礼记》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皆因之而曰“十三卷”，不言所存篇数。司马贞 《史记索隐》云三十八篇，盖除 《夏小正》单行外，又尚未分出《明堂》篇之故。或云当时《曾子制言》不分上、中、下而作一篇，则未必然。北宋庆历（1041-1048）中所修 《崇文总目》著有 “十卷（或疑脱 “三”字）三十五篇”和 “三十三篇”两个本子。南宋淳熙二年（1175），颍川韩元吉在建安郡斋所刊则题 “十三卷四十篇”，有可能就是《崇文总目》所著二本之删合。

今传本可考之最早者为宋韩元吉本和元至正本。明代刻本主要有袁氏嘉趣堂重雕韩元吉本、《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秘书九种》本及《永乐大典》本。清代刻本传世较多，乾隆以前者主要有朱氏自修斋所刻《朱文端公藏书》本、《雅雨堂藏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本等。

宋人治及《大戴礼记》而传今者有三家：朱熹、杨简、王应麟。朱熹撰 《仪礼经传通解》，收解 《大戴礼记》之 《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践阼》《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九篇。其书以言义理为主，故于文字校释发明不多。杨简字敬仲，南宋慈溪人，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有《礼》学著作多种。其《先圣大训》收注《大戴礼记》之《主言》《五义》《哀公问》《卫将军文子》《子张问入官》《本命》《三朝记》等篇，于注释间有发明，尤其是其本与后世所传多有异文，清代注家多有所引。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著作有 《困学纪闻》等多种。撰 《践祚篇集解》，收卢辩以下诸儒之解。

元代治及《大戴》者亦三家：吴澄《三礼考注》于《仪礼》经后取《大戴》之 《投壶》《公冠》《迁庙》《衅庙》《朝事》五篇，为 《仪礼》逸经，《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吴澄《校正大戴礼记》三十四卷，今不传；杨守陈《三礼私抄》，“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亦以二戴记之不附经者，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至于传注，虽择抄诸家，而识见庸愚”（《经义考》引其自序语），今佚；董彝《二戴礼解》，亦佚。

清代研治《大戴礼记》者不下数十家，其中著有专书或传有专篇的主要有：

１．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

２．汪照《大戴礼记注补》；

３．汪中《大戴礼记正误》；

４．王念孙、王引之 《大戴礼记》校释（见 《经义述闻》）；

５．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６．洪颐煊 《孔子三朝记注》；

７．俞樾 《大戴礼记平议》；

８．王树楠 《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

９．孙诒让 《大戴礼记斠补》；

10．于鬯 《大戴礼记校》；

11．戴礼 《大戴礼记集注》

除上述十一家外，清代治《大戴》之书尚有郝懿行《大戴礼记补注》、叶大庄 《大戴礼记审议》、仁兆麟《大戴礼记注》、罗登选《大戴礼记直解》、陆奎勋 《戴礼绪言》、朱骏声《大戴礼记校正》、丁宗洛《大戴礼记管笺》等，或内容无几，或无大发明，价值不大。虽见著录而今存佚不详者尚有：方苞《评点大戴礼记》、姜兆锡《大戴礼删翼》、陈以刚《大戴礼注》、阮元《大戴礼记补注》、丁杰《大戴礼记释》、王浩《大戴礼注补校增》、汪喜孙《大戴礼记补注》、蒋倬《武王践祚篇详注》、胡培系《大戴礼记笺证》、董沛《大戴礼疏》、徐荣《大戴礼记补注》等，以及单治一篇或数篇者多家。南京师范大学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之考稽甚详，可以参阅。

当代治《大戴礼记》之书，主要有中华书局所印行的王聘珍先生所撰 《大戴礼记解诂》、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明先生所撰《大戴礼记今注今译》，以及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笔者所主撰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此次译注，即在《汇校集注》之基础上进行，希望对推广应用《大戴礼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帮助，谬误之处，尚祁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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