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大戴礼记译注》
黄怀信 译注
前 言
《大戴礼记》与《礼记》一样,都属于礼学文献汇编,分别由西汉人戴德、戴圣叔侄所辑传。礼,是古人的行为规范。记,就是记录。所谓 “礼记”,就是与礼有关的记录。据《隋书·经籍志》及郑玄 《六艺论》(《礼记正义》引),《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两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引孔子语者二篇,记曾子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礼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四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他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及天象的 《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可见其确有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上古历史、自然科学史以及孔子与曾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大戴礼记》一书最早见著于《隋书·经籍志》,而《礼记正义》引郑康成 《六艺论》则曰:
戴德传 《记》八十五篇,则 《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 《礼记》是也。
可见《汉书·艺文志》虽未著录,而郑玄之时已传其书。今考《艺文志》虽不著录二戴之书,但关于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而传《礼》,《汉书·儒林传》则有明确记载。《儒林传》曰: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 《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可见二戴确曾传《礼》,而大戴、小戴,分别是戴德、戴圣的号。戴德既号大戴,那么其所传之《礼》自然可以名为《大戴礼》;若为 “记”,自然就可以名为《大戴礼记》。
晚近以来的学人多不信《大戴礼记》为戴德所编、《小戴礼记》为戴圣所编,原因是《汉书》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认为戴德、戴圣所传只是 《礼》,即《仪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 《儒林传》之文就会发现,二戴所传并非只有《礼》:后仓说 《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授戴德、戴圣,那么戴德、戴圣所传之 《礼》,亦必为说《礼》之 “记”,或者至少包括 “记”。洪业先生于 《礼记引得序》曰:“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 ‘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其说甚是。《通典》卷七三引《汉石渠礼议》曰:
(戴)圣又问通汉曰:“…… 《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 《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云。
正是其证。而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 《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无疑,此说与《儒林传》所记并不矛盾,只是简略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立于学官的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礼》,必含有“记”。可见二戴有《礼记》,《汉书》并非没有记载。
另有一事,亦可证明《大戴礼记》之纂集者有可能就是戴德。据《汉书·儒林传》,知戴德为梁人。如众所知,梁地近楚而远齐。今 《保傅》篇将贾谊《新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改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使本谓不正之楚言变为正言,说明其编者偏袒、回护楚,正与戴德为梁人之实际相吻合。
总上可知,《大戴礼记》确当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称为《大戴礼记》,而称之为《大戴礼》而已。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便以其实而正式题著为《大戴礼记》了。所以,关于 《大戴礼记》及其名目之由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怀疑。
另外,自晋以来有“小戴删大戴”之说,亦无直接证据。而且大、小戴二家当时皆立于学官,若小戴之书真由删大戴书而来,那么小戴就无立官之必要。所以到了《初学记》,又有如下说法: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其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为 《大戴礼》。圣又删 《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
于理虽通,然而后氏《记》于《汉志》者只有 “[四十]九篇”,而非一百八十篇。此言一百八十篇,无疑是欲合 “删其繁重”之说,所以又未可尽信。
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等人,亦曾疑“小戴删大戴”之说。所以,所谓 “小戴删大戴”的说法,今已不可再信。
那么二戴之书本来又有何不同呢?《后汉书·桥玄传》载: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 “桥君学”。
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四十九篇,与小戴同。又《后汉书·曹褒传》曰: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 《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自制礼,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 《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如前所说,庆普所受,亦为后仓所授说 《礼》之《后氏曲台记》。此言传 《礼记》四十九篇者,亦必后仓之书。传后仓书而曰 “庆氏学遂行于世”,是庆氏所传亦必为四十九篇。即以曹褒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小戴之书,那么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既皆四十九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亦必为四十九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盖脱 “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 “数万言”(见前引《汉书·儒林传》)之众。庆氏、小戴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又各自为学且行于世,则三家之四十九又必有不同。其不同,盖于各篇内容亦 “各有损益”而已。
大戴所受及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后成八十五篇,则非自增之又何所来乎?不待言也。
那么今本 《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究为何文耶?愚谓即今本 《礼记》除《哀公问于孔子》《投壶》等篇外的主要篇章。其之所以 “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间杂错出,似是人为?《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各有损益”之故。至于其他两见而文字多异者,或系传闻不同,而正其各自为家之又一故也。总之,二戴原书即篇不同名,内容亦不必迥异;大戴书虽多出三十九篇,内容亦不必尽在小戴书之外。
总上可知,不惟小戴未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仓;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之上又有所增益;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大戴之所增,实亦是对后仓所传本之调整充实。如出《曾子大孝》篇于《祭义》,出《诸侯衅庙》篇于《杂记》之类。
《大戴礼记》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皆因之而曰“十三卷”,不言所存篇数。司马贞 《史记索隐》云三十八篇,盖除 《夏小正》单行外,又尚未分出《明堂》篇之故。或云当时《曾子制言》不分上、中、下而作一篇,则未必然。北宋庆历(1041-1048)中所修 《崇文总目》著有 “十卷(或疑脱 “三”字)三十五篇”和 “三十三篇”两个本子。南宋淳熙二年(1175),颍川韩元吉在建安郡斋所刊则题 “十三卷四十篇”,有可能就是《崇文总目》所著二本之删合。
今传本可考之最早者为宋韩元吉本和元至正本。明代刻本主要有袁氏嘉趣堂重雕韩元吉本、《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秘书九种》本及《永乐大典》本。清代刻本传世较多,乾隆以前者主要有朱氏自修斋所刻《朱文端公藏书》本、《雅雨堂藏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本等。
宋人治及《大戴礼记》而传今者有三家:朱熹、杨简、王应麟。朱熹撰 《仪礼经传通解》,收解 《大戴礼记》之 《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践阼》《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九篇。其书以言义理为主,故于文字校释发明不多。杨简字敬仲,南宋慈溪人,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有《礼》学著作多种。其《先圣大训》收注《大戴礼记》之《主言》《五义》《哀公问》《卫将军文子》《子张问入官》《本命》《三朝记》等篇,于注释间有发明,尤其是其本与后世所传多有异文,清代注家多有所引。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著作有 《困学纪闻》等多种。撰 《践祚篇集解》,收卢辩以下诸儒之解。
元代治及《大戴》者亦三家:吴澄《三礼考注》于《仪礼》经后取《大戴》之 《投壶》《公冠》《迁庙》《衅庙》《朝事》五篇,为 《仪礼》逸经,《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吴澄《校正大戴礼记》三十四卷,今不传;杨守陈《三礼私抄》,“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亦以二戴记之不附经者,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至于传注,虽择抄诸家,而识见庸愚”(《经义考》引其自序语),今佚;董彝《二戴礼解》,亦佚。
清代研治《大戴礼记》者不下数十家,其中著有专书或传有专篇的主要有:
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
2.汪照《大戴礼记注补》;
3.汪中《大戴礼记正误》;
4.王念孙、王引之 《大戴礼记》校释(见 《经义述闻》);
5.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6.洪颐煊 《孔子三朝记注》;
7.俞樾 《大戴礼记平议》;
8.王树楠 《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
9.孙诒让 《大戴礼记斠补》;
10.于鬯 《大戴礼记校》;
11.戴礼 《大戴礼记集注》
除上述十一家外,清代治《大戴》之书尚有郝懿行《大戴礼记补注》、叶大庄 《大戴礼记审议》、仁兆麟《大戴礼记注》、罗登选《大戴礼记直解》、陆奎勋 《戴礼绪言》、朱骏声《大戴礼记校正》、丁宗洛《大戴礼记管笺》等,或内容无几,或无大发明,价值不大。虽见著录而今存佚不详者尚有:方苞《评点大戴礼记》、姜兆锡《大戴礼删翼》、陈以刚《大戴礼注》、阮元《大戴礼记补注》、丁杰《大戴礼记释》、王浩《大戴礼注补校增》、汪喜孙《大戴礼记补注》、蒋倬《武王践祚篇详注》、胡培系《大戴礼记笺证》、董沛《大戴礼疏》、徐荣《大戴礼记补注》等,以及单治一篇或数篇者多家。南京师范大学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之考稽甚详,可以参阅。
当代治《大戴礼记》之书,主要有中华书局所印行的王聘珍先生所撰 《大戴礼记解诂》、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明先生所撰《大戴礼记今注今译》,以及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笔者所主撰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此次译注,即在《汇校集注》之基础上进行,希望对推广应用《大戴礼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帮助,谬误之处,尚祁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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