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众所周知，北宋为吸取五代各朝速亡之教训，下大力气对统兵将帅严加戒备，并由此推出了包括更戍法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限制武将权力。而这其中，君主以“阵图”授予诸将临战使用的“将从中御”手段，无疑最遭诟病。这种不按战场形势变化、仅凭君主主观意愿进行安排的指挥方式在后世饱受指责，甚至被认为是宋朝在军事上屡屡被动、并导致“积弱”局面的根源。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北宋军事不行的锅，真的应该由阵图来背吗？

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何谓阵图。阵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阵图，仅指军队作战时兵力配置、队形变化、布阵安排的图示。而广义上的阵图，则包括了从战略、战术到战役具体环节中的各种部署或指导意见。阵图不是宋朝才出现的，先秦时期，就有其在军事行动中广为运用的记载。前12世纪，商王武乙在征伐东夷时，指导诸将以左、中、右“三师”的阵型来迎敌，便是狭义阵图的一种典型代表；而在著名的“马邑之围”中，汉武帝从策略制定、兵力安排、将领人选到具体战术上都进行了详细规划和说明，这体现了广义阵图在实战中的运用。

▲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时常会对前线战事进行预先布置

而宋朝尤其是北宋，对阵图的研究和使用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朝代。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满城之战中，宋太宗以阵图授诸将，命布成八阵；雍熙三年（986年），太宗亲自部署北伐方略，对三路大军从进军到接战进行详细规划；雍熙四年（987年）君子馆之战，太宗以阵图部署刘廷让、李继隆分前后两军迎敌。又如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亲作阵图32部，交与宰相讨论对辽方略；咸平六年（1003年），辽军攻宋，真宗与宰相研究阵图后，早早将前线所有战役、战术安排部署完毕；景德元年（1004年），在著名的澶渊之役中，真宗再次以阵图示诸将。由此可见，宋军对阵图使用之频繁，几乎到了每战必用的地步，无怪乎名臣田锡评说道：“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未有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般认为宋太宗是宋朝以方略或阵图来遥控战局的“始作俑者”

二战时德军名将曼施坦因元帅曾说道：“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是取胜的关键。”显然，通过预先制定好的方略或阵图，来遥控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前线军队，必然会令宋军将帅们的自主权受到极大限制。即便是业余军事爱好者也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敌人都不会按照你事先预定的方式行动。既然如此，北宋皇帝们为何明知是败笔，却仍要以阵图来遥控战事呢？

▲“平戎万全阵图”被视为宋代军事阵图的杰作

其实，通过阵图来实现“将从中御”，肯定有君主强化自身权威的意图在里面。但只要智商正常，君主同样也会清楚对外战争失败的后果，轻则社会动荡，重则国将不国。倘若限制武将和赢得战争胜利这两个意图发生冲突时，统治者应该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正如宋将赵延进所说的那样：“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矣。违令而获利，不犹于辱国乎？”（《宋史·赵延进传》）所以，有大量史实可以证明，宋军在对外战争中所采取的行动并非依照于方略或阵图，将领们也并不把方略或阵图当做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

如前文所述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本命崔翰等将分为八阵。

但李继隆、赵延进见宋军每阵相隔百步以上，极易被辽军骑兵穿插分割，遂力主改变阵法、集中兵力，得到诸将赞同，最终使宋军取得了“斩首万三百级”的大捷。

可见，临战前举行的军事会议，才是对战术战法进行拍板的最终场合。

▲宋太宗为“雍熙北伐”制定的作战策略

唐河之战，宋太宗诏令诸将坚守勿出。但李继隆、袁继忠等经商议却认为“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宋史·袁继忠传》）最终推翻了太宗的既定计划，率军主动出击，大获全胜。而有意思的是，此战宋军取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继隆在之前的君子馆之战中无视太宗阵图主动后撤，为宋军保存了实力。

而真要遵守了，有时候下场可真不好。

 比如雍熙北伐时，曹彬率领宋军东路军一路按照宋太宗所示方略稳扎稳打。

然而“谋划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是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歧沟关惨败。

▲李继隆在宋军将帅中以灵活权变著称，纵观其军事生涯，从不机械照搬方略或阵图

不过，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方略或阵图都是闭门造车、不切实际的。宋夏战争中，宋太宗曾命将军白守荣率军护送四十万石军粮赴灵州增援。为防军粮被劫，宋太宗以阵图授意白守荣将护粮兵马分为三队，三队依次而行，便于相互救应。途中，李继迁数次率党项军劫粮，却被白守荣依太宗所布之法打得毫无脾气，只得撤走。然而恰恰是这之后，白守荣急于完成任务，便将护粮兵马由三队合为一队一起走。李继迁获悉之后卷土重来，把白守荣的护粮兵马杀得落荒而逃，四十万石军粮尽数被党项抢走。后来王韶西征，宋神宗赐其攻守阵图25部。王韶依图而进，取得了拓边熙河的巨大成功，为北宋版图新增了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见，比起纠结于阵图对战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领们的临战发挥及战术执行力才是左右胜负更为重要的因素。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阵图在北宋并非是君主单方面授予将帅的，将帅们也时常会将自己对战略或战役的规划形成方案呈递天子。乾德元年（963年），龙捷军校王明请求出兵幽云，并向宋太祖献攻略阵图，被赐予锦袍、玉带、银器；景佑三年（1036年），洛苑使赵振献阵图，以备出兵西北之需；熙宁七年（1074年），杨文广就对夏战事献阵图。由此不难发现，宋军将帅其实也有以方略或阵图来对战事进行提前布置的习惯，但其是否会被最终执行，仍然要视前线情况而定。

▲名将杨文广也曾以阵图预先布置战事

综上所述，通过方略或阵图对战事进行预先布置的做法，古已有之，并非宋朝专属。而且，即便宋代对于阵图的重视远超以往，但这和打败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宋军在对外战争中之所以屡屡被动，罪不在阵图，而在于某些制定阵图的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是热衷于以某种、某类阵图“一招鲜，吃遍天”，而无视战争实情进行不合理的指导、干预，加之宋朝军政制度中本身存在的一些顽疾始终未能根治，故而吃败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国大历史》《宋帝列传》《唐宋军政变革的研究述评》《金戈铁马之两宋烟云—北疆狼烟》《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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