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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前清时期, 外国人纷至沓来, 中国人则除了少部分沿海居民, 总体上固守本土。这时了解外国人的渠道主要有东南亚诸朝贡国、赴南洋贸易的中国商人、欧洲使团、传教士带来的知识。明清人能接触到的欧洲信息其实相当丰富, 但是从时人记录中体现出来的却相当单调。
1.佛郎机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地理上以中国为天下的观念与其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观相辅相成，欧洲人万里扬帆来到中国，按理首先会直接冲击中国人的地理观, 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容易。明朝官员从16世纪初就开始接触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稍后还接触到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耶稣会士，但似乎罕有人愿意费心追问这些闻所未闻的国家究竟位处何方，只要知道它们“去中华极远” 似乎就够了。
葡萄牙在晚明被称为“佛郎机”，这个名称从何而来,在中文记载中从无说明。不过，利玛窦对此曾有一个解释，当葡萄牙人首次抵达广东沿海的小岛后，岛上居民叫他们为佛郎机人，这是回教徒给所有欧洲人的名字。这个词本来是Frank, 但由于中国话没有“r” 音, 就 被 念 成 Fulanci（佛郎机）。
佛郎机在哪里呢？在著述中提到佛郎机的明朝人不下四十人，可是提到佛郎机地理位置的仅寥寥数人，所言还各有分歧。有人含糊地称其来自“西海” , 或更笼统地称为“海夷” 。还有人称其为“西北极边强番”，则似是以为其从陆路与中国相通。最确切的定位是佛郎机在满剌加附近或爪哇附近, 嘉靖年间严从简则更进一步将它对应为喃勃利国，即郑和下西洋曾经过的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的南巫里国。
明朝人对葡萄牙人来自哪里漠不关心，但对这群人 的怪异之处却津津乐道。葡萄牙人的外观不同于华人，也不同于明朝人见识过的东南亚诸国，明人记录中在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好奇心，倒也理所当然。明朝人笔下的葡萄牙人外貌比较一致, 身长七尺，高鼻深目，猫睛鹰嘴，面貌白晳，卷发赤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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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葡萄牙人的习俗，有两点可怪之处被反复提及，一是这群人久住广东之后好读佛书，另一个被明人不厌其烦叨念的怪异习俗是，佛郎机人烹食小儿。嘉靖朝严从简及李文凤分别在《殊域周咨录》 和《月山丛谈》中以类似语言对佛郎机人在广东如何以一百文金钱购买一名小儿和活烹小儿的惨烈过程加以详细描述。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明人却信其实有。
2.红毛番
红毛番是明朝人对荷兰人的称呼，因为他们须发皆赤，所以称之为红毛，也称红毛夷，后来更简称红夷。
从明朝人的描述来看，红毛番与佛郎机长相没有重大差别，基本特征都是深目长鼻、毛发皆赤、身材高大。只是与佛郎机的猫睛不同，这群人是蓝睛或者碧瞳。万历间的《广东通志》又多提供一点特征: “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壮大倍常。”
但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没有因为红色须发被称为“红毛” , 独独荷兰人得到这个名称, 而18世纪时英国人也被中国人称“红毛”。这表明，明清中国人的人群划分标准随机而又多样。“红毛番” 被与“佛郎机” 区分开来，外貌恐怕不是主因，对语言差异的认知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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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对“红毛番”的印象比较平实，没有像对“佛郎机”那般产生诸多怪谈。张燮说，这个国家很富，好在海外经商，货不论华夷，只要红毛番喜欢，就高价购买，不计较价钱，所以华夷商贾都乐于与之交易，凡卖给红夷的货物价格都会被提高。这一点显然也成为其他人对红夷的突出印象。
3.大西洋
“大西洋” 在明朝人心目中是一个国家，并且总与“ 欧罗巴” 为同义词。“大西洋” 的变相称呼还有“大西洋国” “大西国” 以及“泰西” “极西” 与“西海” , 这些称呼实为耶稣会士惯用的自称之名，于是，传教士出于方便权宜、中国人出于观念固着，都更愿意使用“大西洋国” 这类称呼。
从明晚人士的笔记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记录来看, 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中以耶稣会士的传奇生活和他们带来的罕见物品占绝对优势，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耶稣会士慷慨好施，钱米似乎取用不尽。由不同寻常的慷慨和优渥生活又推想这群耶稣会士一定身怀异能。最常见的猜测是善于炼丹、炼金。哪怕有耶稣会士明告之，其日用来自家乡的供应，士人们仍以为这是托词。
第二，耶稣会士展示的奇巧器物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士人真的只是叹为观止，没有人关心这些器物如何制成和如何运行。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人自来比西方人更巧。
第三，质地精良的文房之物令士人们爱不释手。利玛窦所携书籍之精良纸张被评为“如美妇之肌，不 知何物也。云其国之树皮制，薄之如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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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记录给人的印象是，晚明士人认为大西洋人是一群拥有众多神奇物品又身怀黄白之术或驻颜长生之术的异人，是一群神秘而又有趣的人，大西洋国则对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佛郎机” 的内涵是一群彻头彻尾的野蛮人, 残暴、狡诈、好斗，经常给中国人制造麻烦，但又仰赖天朝供给。“红毛番” 是一群较为野蛮的人, 但是造成的麻烦较少，在经商方面又慷慨大方，对天朝较为驯顺。“大西洋” 则是一处令中国人意外的、文明发达的“蛮夷之邦” , 大西洋人是一群知书识礼、歆慕华风的“西士” 。所以, “佛郎机” “红毛番” “大西洋” 这三个名词分别代表了三种形象，它们虽然与族群和地域有所关联，但内在的区分依据并非族群或地域，而是华夷之别，与华人最靠近的是一群人，离得稍远的是一群人，离得最远的又是一群人。
总之，从晚明士人包括清初之人对有所往来的几个欧洲国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认识和区分外国群体的大致方式。首先，区分方法多样，包括从别处听到的称呼，自称，地域，外貌以及文化特性。其次，区分和归类的理由随机多样，没有一贯性，比如当两个群体行为外貌相近时就会归为一类而不加区分，当两个群体表现出敌对时就会加以区分，当一群人声称自己来自同一地方或有同样的身份时也欣然接受而不加区分，当中国人觉得外国人和外国人彼此性情不同时又会按华化程度加以区分。
所有这些划分依据和划分动机都混杂一起发挥作用，但华夷之别作为一种区分标准又始终占据突出位置。至于“国” 的概念，在明朝人那里并不表现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区分或认识标准，它可以被随意运用，来人称自己属于什么国，都可以被照单收受，因为明朝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对来人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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