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丸”随员因霍乱死了三人

1862年是上海的多事之年，太平天国点燃的战火和江浙等地难民的大量涌入，使这座开埠不久的城市陷入空前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一个名为“霍乱”的瘟疫伴随战乱而流行，许多无辜的生命逃过了枪林弹雨，却无法躲避疫病的袭击。

那年初夏，日本幕府官员和长崎商人50余人乘“千岁丸”访问上海，此行的目的是通过对上海的实地考察，开辟一条与中国的通商之路。离开长崎前，那里刚刚经历了麻疹病的流行；没想到在上海这个中国“第一繁盛津港”，迎接“千岁丸”的还有另一场令人惊色的疫病。他们一到上海，就感到水土不服，半数人因腹泻而面如土色。有人只觉得“胸中烦闷，以至断绝饮食。下午全身发冷，腹部剧痛。到了晚饭时，腹泻得很厉害。”“入夜，手脚拘挛，舌端硬缩，脉搏难辨。”经医生诊断，才知道已感染了流行性霍乱。6月10日、11日，药材商渡边舆八郎的仆人传次郎（24岁）、厨师兵吉（32岁）先后因感染霍乱而死亡，葬于上海烂泥渡，上面饰有被称为“卒塔婆”的长形佛塔。7月10日，荷兰语翻译岩濑弥四郎的弟弟硕太郎也因霍乱而死，同葬于烂泥渡。面对疫情，随船以“从者”身份作掩护的长州藩高杉晋作在日记中无柰地写道：“同行者病客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

黄浦江污水已成致病之源

“千岁丸”随员在上海两个月，尽管忙于社交、商务考察和贸易活动，但也不忘对上海卫生环境的观察。他们认为：霍乱在上海流行，完全是因脏乱及污水等卫生问题而酿成的。这些观点，出现在他们当时的记载及归国后发表的文字中。

高杉晋作是促进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他刚到上海时，既被外滩的壮观所吸引，却也没有忽视黄浦江的浊水：“官船所碇泊，谓申口，川幅两岸相隔才十余町，川流浊水。英人云，数千碇泊船及支那人皆饮此浊水。予以为：我邦人始来此地未（熟）地气，加之朝夕饮此浊水，必多可伤人。”（《上海淹留日录》）

藩士纳富介次郎到上海不久即病倒，幸亏同乡中牟田的热心看护，才得以大难不死。他在《上海杂记》中写道：上海市坊道路之脏无法形容。特别是中小街道的通道，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此次上海之行，感到最艰苦的是饮水混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飘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

日比野辉宽在《赘肬录》一书中也写道：“在清国，多数人都住在楼上，因此都用马桶解手。马桶早晚都得拿到黄浦江去清洗，可知黄浦江有多脏。”

当时，黄浦江这个上海最大的污物排泄处已引起租界医生的重视。他们认为，如果不对黄浦江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那么，它将是包括疟疾在内的热病的细菌培养地和催生剂，并成为崩蚀性溃疡、腐烂性溃疡及寄生虫传染等在上海广为流行的疾病的病源。

对上海饮用水的不浩问题，上海的官绅士民也深有同感。王韬在《瀛壖杂志》中指出：“如饮城河之水，易生疾病。”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中也说：“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承潮来汲之而饮，潮退腥秽异常，故饮着易致疾病。”1875年冬，上海道“在新北门内外，仿两法开腰圆式阴沟一道，俾通潮汐，并挑挖河底污泥，使水清洁，以济民食。”此事被作为地方官员利民的功绩而录于史书。

老城厢的恶臭令人掩鼻

“千岁丸”访沪22年后，有关上海的环境卫生问题，在尾崎行雄的《游清记》中也有生动的描写。尾崎行雄曾任日本《新泻日报》《邮便报知新闻》记者，1903-1912年任东京市市长，1912年发起第一次护宪运动，与犬养毅一起被称为“护宪之神”。1884年10月，他作为新闻记者访问上海。在此前的一年，即1883年6月，上海建成自来水厂，饮用水的污染问题有所缓解，但租界以外地区的脏乱问题依然严重。一个星期天，他与三井会社的福原、时事新闻社的小室等人结伴到上海县城。入城前，驻沪的同行告知：因城内污秽不堪，臭气熏鼻，建议他们入城后点燃香烟，作为防臭剂。尾崎行雄一行都不会抽烟，听此劝告后，也只好强作烟鬼，接连不断地吸烟。以下是他们在老城厢的见闻：

到了城内，果然肮脏不堪，石路上满是尘土，污秽物扔满一地，几个穿着红色粗衣、垢面乱发的人，有的躺在椅子上睡觉，有的坐在地上吸烟。稍不注意，衣服就被染上污物。而恶臭更难忍耐，大家都掩鼻而过。

有一座小桥架在沟上，沟内污秽，桥又狭窄，而桥名却很美，日：“北香花桥”。

跨过九曲桥，到湖心亭的茶室喝茶，池水浓黄而散发着臭味，役夫赤膊在那里抽烟喝茶。

在狭窄的小路上，经常遇到有人挑着没有上盖的粪桶行走，想避让也不行，因为路窄，没有让你避让的余地。

同行的人饱尝恶臭，为了避臭，不断抽烟，差不多要晕倒。于是急忙择路而逃，经过小东门选入法租界后，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日本人的记载，其中可能有些夸大，但决非无中生有。在西洋人和华人的记载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文字。对上海县城内的不卫生现象，李维新在《上海乡土志》中就曾提出批评：“城内虽有清洁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种，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

乐善堂药品大作广告

上海的疫病流行令日本访问者皱眉，却使精明的日本商人找到了商机。在河南路福州路口开设乐善堂药房的岸田吟香就是其中的一位。岸田吟香，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久米郡，1864年4月因患眼病，与居住横滨的美国传教土、名医、语言学家平文相识，l866年10月，为印刷《和英语林辞书》与平文一起到上海。虽然那次在上海只居住了9个月，但他亲身感受了上海租界内外的不同景象。回国后，平文授于他有关眼药水的配制秘方。得到平文的承诺，岸田吟香开始调制、贩卖眼药“精锜水”。1868年1月，他孤身到上海，与小东门外的“瑞兴号”和洋泾桥的“万祥号”签约，将其作为贩卖眼药“精铸水”的代理店，店门挂上“东洋岸田吟香先生监制眼药水精锜水寄卖”的金字招牌。4月回国。1875年，岸田在东京银座开设经营眼药“精锜水”的乐善堂，获得很大成功。为进一步扩大销路，1880年，岸田在上海开设乐善堂支店。

社会环境及气候等原因造成上海的疫病流行。以眼药水起家的岸田吟香抓住时机，为迎合时疫流行下的上海市民的需要，积极推出治疗霍乱等时疫的药品，并在《申报》上大做广告，把它们称为上海家居的必备良药。如“急救时疫灵丹”的广告称：“人在气交之中，受其淫热邪气，由口鼻毛孔而入，蕴结不解，发为瘟热、中暑、霍乱诸病”，“此丹不寒不热，以驱邪解毒为主，毫无有弊，即霍乱、痧症、一时难辨寒热，每服此丹，应效如神，奉告世人：居家旅行随身携带，可以自防，亦可以救人，真济世之良药也”；“秘方紫雪丹”广告称：“专治伤暑霍乱、腹痛吐泻、瘟热瘴毒、疫疠虫毒、鬼魅惊痫、一切邪火穿经入脏等难症，俱用此药，无不应手奏效，诚卫生之至宝也。”

同时，岸田吟香还撰写《痧症要论》《花柳辨症要论》等医书，由《申报》主笔何桂笙作序。免费赠送。何桂笙在序文中说：“东赢岸（田）吟香先生居华多年，深悉中国之风土人情，故其卖药海上，莫不获效。近以卖药不如传方，遂著成《痧症要论》《花柳辨症要论》二书，专治痧气及毒门，所列诸方，皆系万应万验，具所以惠济众生者，厥功非小。”

乐善堂有关防治时疫的药品和岸田吟香的医书成为当时上海的热点，他也因此成为上海的名人。1889年春，岸田吟香离开上海回国，《申报》第一版发表主笔黄协埙的《春江送别图记》，这在《申报》的版面上是罕见的。

本文选自2003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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