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而不是一味的谩骂、抱怨、逃离。”
这段广为流传的名言警句近日又一度大火，甚至引发了一众网友的戏仿。“如果你觉得电冰箱不好，就且去制冷”，“如果你觉得女人越来越不懂规矩，就自己肩负起三从四德”……背后也有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不就是‘你行你上’的换一种说法”、“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个人对于社会的好坏自然难辞其咎，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个人本身也不过是特定社会的产物，难免打上特定历史时空的烙印，当他自我审视自我批判时，已经走在了许多人前面。其实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家看来，代表了两种传统思路，究竟是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还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影响，二者都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而知识社会学尝试做出融合二者的努力，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社会是人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
一、制度如何合理化？
知识社会学由德国人舍勒和曼海姆开创，这一学术潮流旨在剖析人类知识与社会地位/社会结构等因素之间的联系，中国人很熟悉的“意识形态”一词就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在伯格和卢克曼之前，知识社会学家所关注和分析的“知识”都是“理论思想”，然而二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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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L.伯格(Peter L. Berger,1929—2017),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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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卢克曼 (Thomas Luckmann，1927-2016 )，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其理由是，“理论思想”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知识”是不太相干的，即便“理论思想”与普通人的生活有联系，这种联系也是间接的、模糊的，它无法解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调用知识时所表现出的确定态度。于是，作为阿尔弗雷德·舒茨的学生，伯格和卢克曼就使用现象学社会学的概念改造了知识社会学，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从高高在上的“理论思想”拉回到日常生活知识，并以此展开了对“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议题的探讨。
正文的探讨从一个假想的两人互动情境开始。在两个人面对面的互动中，双方不断地相互观察和理解，逐渐形成稳定的互动模式，这时所谓的“制度”就萌芽了。对两人来说，这套制度是内在的、透明的，但是，当制度被传递给后人时，它就会变成外在的习俗和传统。此时制度便获得了客观性，不仅后人会把它当成客观现实，最初的两人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其自身活动的产品就实现了“外化”。
在“外化”的制度形成后，会出现两种问题：(1)制度会遭遇质疑和挑战；(2)不同领域的制度是互相分离的，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矛盾。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知识的参与。知识既能克服对制度的质疑和挑战，又能把分离的制度整合起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机制就叫“正当化”。正当化兼具认知和规范的要素，甚至更偏重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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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体可分为四个层级：最基础的正当化是语言，比如儿童在学习了“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不同的称呼后，男权主导的亲属关系制度就变得更加牢固了；较高一个层级的正当化由谚语、道德准则和名人名言等雏形理论构成，比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再高一个层级的正当化由明晰的理论构成，这些理论针对的是某个独立的制度领域，比如用来解释和规范宗族制度的宗族理论；最高层级的正当化是“象征世界”，所有的制度以及人们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被整合到这个世界中，一切实际事物、行为和制度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所对应的位置后，方能获得意义。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曾勾画出这样的世界。
当然，象征世界也会遭遇危机。当象征世界传递到下一代时，或者不同版本的象征世界相遇时，危机都可能出现，因此象征世界就需要有它的维护装置。神话、神学、哲学和科学都曾提供了世界维护装置，在宗教异端、文明冲突和左右之争等象征世界的碰撞和危机出现时，这些维护装置就会启动。而常见的维护方法有两种：治疗和虚无。前者强化原有象征世界的意义，试图把人留下来；后者则会对原有象征世界之外的所有事物进行概念清扫，它试图让人认识到，那些陌生的东西，不是虚幻的，就是邪恶的。 二、个人如何形成对社会的认同？
在上述过程完成后，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就形成了，但任何人都并非天生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社会化，人们才能将客观现实予以“内化”。初级社会化是个体首先需要经历的，对儿童来说，父母或其他养育自己的人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在高度情感投入的基础上，儿童从重要他人那里获得了身份、态度、规范乃至整个象征世界。当儿童不再以“我如何如何”而是以“一个人如何如何”来理解和约束自己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对“概化他人”的认同，也就意味着认同了社会，完成了对客观现实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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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社会化完成后，人们还需要通过次级社会化来获取制度子世界当中的角色专属知识，同时内化这些子世界背后的现实。同初级社会化相比，次级社会化常常更加形式化和匿名化，因此它所内化的现实就显得较为脆弱。此时就需要一些“强化技术”，现代企业中那些与组织业务毫无关联的仪式或培训，其目的常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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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内化的现实并不是永远稳固的，它有可能发生转变，那些非常剧烈的转变就被称为“更替”。更替意味着个人切换了现实，这种切换的过程就是“再社会化”，宗教皈依便是典型的例子。再社会化需要彻底瓦解个体从前所内化的现实，故而会牵扯到复杂的社会条件和知识条件，前述用来维护象征世界的装置在此时就可以发挥反向的重要作用了。
一定的社会结构是完成内化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为自己臆想出一种现实，但是，如果缺乏他人的确认，这种现实就不可能被客观化。一些宗教改革者、革命者或理论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要建立能够将自己的主观现实转化为客观现实的社会基础。 三、个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
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是：社会是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辩证过程。外化将人类的主观意义变成了符号和制度等非人产品，客体化使这些产品具有了坚实的客观性，而内化又使它们回到了人们的主观意义中。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步骤是同时发生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致力于寻找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单向因果性，这种做法就陷入了误区。另外，如果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彻底忘记了它本来的人造特性，那么人们就会堕入“物化”的陷阱。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眼中，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这种辩证关系需要为社会学家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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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上述观点成立，那么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只要社会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常运转，一个社会中的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就必然是大体一致的，要在主导理论的框架下寻找该理论所能演绎出的事实，完全不是难事。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已经提供了很多例证：尽管不同时代的风尚迥异，但各时代的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风尚都是趋之若鹜的。
换言之，如果在非历史的视野下，带着物化思维来校验某个关于具体风尚的正当化理论，那么不管研究者采用的是行为测量、态度测量甚或是生理或神经测量，他都必然要落入现实的辩证法中，从而对自己所发现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不恰当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天生就带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特质。
总的来说，尽管主客辩证法对基础主义的消解使得书中的一些论述蒙上了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伯格和卢克曼对“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所做的重新解读，实际上为社会学理论的事业注入了积极而非消极的基因。笼统来讲，他们为社会学理论赋予了新的任务，为理论的真理性提出了新的判据：社会学理论不应当被经验证据和研究范式过度限定，在它的成分中，理应包含社会学家对人类命运的宣示和引导。这种理论的解放性恰恰基于人的解放性，而这正是两位作者将社会学归入“人文主义学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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