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大规模抗体研究检出13.9%的居民曾感染新冠病毒。

科莫介绍称，该州在19个地区的40处杂货店和购物中心随机抽取了3000人进行检测，拥有新冠抗体意味着这些人至少在数周内曾感染新冠病毒。

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州准备着手解除限制。佐治亚州4月24日起允许包括健身房在内的一些设施重新开业；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县，从4月27日开始，餐厅可以以一半的客容量重新开张……

事实是，迄今为止，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仍是“未知大于已知”，这无形中将我们暴露在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怎样才能不鲁莽行动，进而引起疫情反弹，做出让人后悔的错误决策？

针对以上问题，“灾难经济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外一种角度。今天，阿信请来了它的作者——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2003年，在“非典”（SARS）肆虐的日子里，一篇题为《灾难经济学》的短文传播甚广，时隔17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面对着新情况，樊纲教授又有了新的观点。

与SARS不同，新冠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更为严重

从历史上看，瘟疫，会大大减少人们的生产活动，使得生产能力出现“闲置”状态，人们不仅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机器厂房也会因劳动力的减少而开工率不足。

通常来说，面对这种灾难导致的经济下滑，国家在供给侧的重要措施应该是：帮助职工返岗复工，帮助停产减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债务压力，逐步恢复设备利用率。

但是，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力强，没有症状也会传染（这是新冠与“非典”最重要的差别，其经济意义也特别重要），所以隔离期更长，“封城”的时间也更久，使得供给能力失效的闲置期也特别长。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经济学问题——“不确定性”。虽然当年SARS疫情下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确定性问题特别突出、特别严重。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知识与信息知之甚少，从而不知道它的发生规律和变化趋势。

新冠病毒是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病毒，所以人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发现初期（几周，或几个月？）对其一无所知。

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导致人生病的？医学病理是什么？它会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怎么传染？传染途径有哪些？潜伏期多长？哪些人容易被传染？致病率多高？有没有药可治？死亡率多高？

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对一些关键问题有了确定的认识。比如：确定有人与人之间的社区传染，有些事就可以做决断了（比如封城）。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实行了14天的隔离措施，是因为中国的经验使其对病毒的传染周期有了较为确定的认识。

最难的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当一切都还不确定时，公共卫生防疫机构和政府怎么做决策？依据什么做决策？做怎样的决策？

一旦病例出现，就会带来一些信息，这时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要及时把这些信息上报、传递给法定权威机构的专家进行科学分析。

但即使上报了信息，处理这些信息并进行专业的科学分析都需要数量充分的病例样本和病理数据，需要一个观测病毒演变的过程。

直到基本的问题搞清楚（当然还不可能是完全的清楚）之前，可以说我们都处在一个“信息不确定时期”。

面对无法完全了解的新冠病毒

需要我们采取“无悔行动”

从不确定到确定，认知的进步总有一个过程。但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里，人们可以做什么？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采取行动？

面对传染性疾病，你可以无知，可以不确定，但是在你不采取行动的时候，它会传染开去，使你失去防控它的大好时机。

问题不在这之后，而在这之前：在中央权威机构发布确定性信息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在那个当时可能感觉是“漫长的”的不确定时期当中，我们怎么做决策？做出决策后又怎么向公众解释？在还没有确定信息的时候，向公众发布什么信息？

我们不能在事后有了确定性信息的时候，去指责当时处于不确定时期的决策者无法发布确定的信息，也无法根据不确定信息去做出后来才做出的决策（失职渎职行为是另一种问题）。

我们不仅不能盲目决策，鲁莽行动，还要防止根据虚假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之所以需要走法定程序，进行科学分析，以尽可能地获得真实可靠的确定信息，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一类问题。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时期，难道我们就应该毫无作为，白白让宝贵的时间窗口流失吗？这就是我们可能陷入的困境。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段“漫长的”不确定时期，即实事求是，承认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时期发布“或然性信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息在局部范围内相机抉择，及时采取一些“不会后悔”的、级别较低的防疫措施。

“或然性信息”就是不完全信息或不确定信息。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信息，只是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加上人们的一些推测和判断（当然是一些初步的判断），因此具有或然性。

实际上，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总是不完全的，都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时至今日，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的，权威疾控机构所发布的信息也带有一定的或然性。

4月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目前来讲，还是未知大于已知。

发布信息的目的是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就不需要发布信息。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向上级防疫机构隐瞒信息的问题，而是在说如何向公众发布信息的问题。防疫机构如果公布了信息，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只是造成大家的恐慌。

在信息还很不完全、情况还很不确定的时候，当然不可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成本相对较低、扰动相对较小、负面效果相对轻微的措施，事后发现早期判断有误，纠正起来也较容易，不会因为采取了这些行动而后悔。

我们称这一类行动为“无悔行动”。

比如，首先可以加强一个区域（或城市）内的医护人员的防护。这个成本不高，且对医护人员的健康有好处，即便疫情是假的，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不会后悔。

接下来可以呼吁相关城市里的居民戴口罩，这虽然有一些成本，比如口罩本身的物质成本，还有人们戴上口罩产生的不适感，但成本相对还是较小的。

再进一步，随着情况进一步明朗（即确定性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甚至还可以采取“局部封城”的措施，就是对个别居民小区和商业街区等实行更严厉的限制举措。当然这个举措的成本就比较大了，对社会的震动也会比较大。

但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部防范措施的成本仍然是较低的，而这一措施的收益则是：及时地把疫情控制在较小的局部范围内，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事后证明这样做是小题大做，纠正起来也不难，不会导致大的社会震动。

“无悔行动”最重要的含义要“反过来”解读：如果现在不采取一些行动，哪怕是一些扰动较小的行动，浪费了防疫的时间窗口，我们将来会更后悔。

理解“或然性信息”和“无悔行动”——从新冠疫情到全球变暖

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帮理解什么是“或然性信息”和“无悔行动”，以及二者的关系。

现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加入到减少碳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中来。

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科学界很早就开始研究，但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气候是否在变暖”、“变暖是否是人类的碳排放行为所导致”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气候变暖问题在国际上长期得不到重视且世界各国无法采取一致的有效行动。

而防止气候变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以“或然性分析”的方法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些带有或然性的信息。

尼古拉斯·斯特恩，英国经济学家

他指出，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减少碳排放是否一定能防止气候变暖，但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会有百分之几的概率使气温在2050年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

这些信息是或然性信息，是概率分析，体现了科学界的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此同时，也向公众传递了这一问题的发展演变趋势，从而为人类采取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经济学界还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在或然性信息基础上的“无悔减排”概念。它指的是，既然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是建立在或然性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气候问题上，有一些科学家仍认为气候变暖不是碳排放导致的，如果他们最终被证实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岂不是白费力气，白花了成本？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首先采取一些行动，成本很小，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益，即使将来科学界真的证明了气候没有变暖或气候变暖与人类碳排放无关，我们也不会太后悔。

比如，如果我们花费一些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提高效率可以使企业增加收益，使净利润率有所提高；即使净利润率没有提高，我们将来也不会因为做出这些行动而太后悔。

这就是所谓的“无悔行动”。

这也就是说，当信息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只好采取一些成本较小的行动，有了更确定的信息与知识后，我们才可以采取更重大的行动。

结 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重大防疫措施（如启动较高级别的疫情响应机制，如“封城”等）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拥有较为确定的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

这种确定性信息，一定要由法定的权威机构通过一系列信息搜集和科学研究之后提供，由中央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不可动摇。

2. 从病例出现开始到法定权威机构宣布较确定信息（给病毒“定性”）的时期，都属于“信息不确定时期”。

在这一时期，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及时向权威部门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以保证我们对疫情的认识越来越确定。这点在我国现行法规中也有明确规定，需要切实贯彻执行。

3. 与此同时，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法规中应该有这样的条例：允许地方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信息不确定时期拥有以下权力：

一是发布“或然性信息”的权力；二是采取较为温和的、审慎的“无悔行动”的权力，采取“无悔行动”作为局部的早期防范措施，不浪费宝贵的时间窗口。

4. 需要明确的是，发布信息与采取行动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不能采取行动，就可以不发布信息（当然仍要在内部自下向上传递信息），也不需要发布信息，因为这时信息还是很不确定的；发布了“或然性信息”又不能采取行动，只会造成社会混乱。

5. 地方卫生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的权力，也要通过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要有实施细则、决策程序和行动指导，也可以分为几级响应（可以称为“早期响应”），都要按程序办事。

人的知识永远都是不完全的，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关于灾难经济学的其他问题，或许要到下一次灾难发生时，再写续篇讨论。

当然，但愿没有下一次。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4期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