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逐渐好转，大中小学生陆续开学，不可否认的是，“毁誉参半”的网课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资源的不足，为乡村学生提供了一条道路，也促进了乡村教育的发展。那么，没有网课的年代，乡村教育是如何发展的呢？

在《江南繁荒录》里，作者徐风揭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圣贤引领众生。”比如范仲淹，比如朱熹。

“圣贤引领众生”，正是江南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原因和动力。

范仲淹：江南乡村教育的功臣

重返苏东坡那个时代的江南乡村，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江南，彼时已经属于儒家文化的高地。不过，说江南乡村教育的功臣，一时还轮不到苏东坡，而是一个名叫范仲淹的前辈。他诗写得好，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今人人景仰的名句；官也当得不赖，宋仁宗景祐二年，他在苏州太守的任上，奏请在辖区各地设立学校，并在南园之地建起府学，给田五顷，以赡学徒。其时入学者才二三十人，有人说占地太广，范仲淹道：我恐异日太小。于是置立学监，延请胡瑗为首位讲席。胡瑗乃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教育得法，历年登科者百余人。无疑苏州要给朝廷做一个教育先进的“示范区”，全国都瞪大了眼睛呢。

附近的镇江、常州，小碎步很快跟进，请了江南名士李觏讲学。此公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且不拘泥于汉、唐诸儒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然后，周边一些县学也不甘落后，比如太仓县学、常熟县学、无锡县学等，都因为不乏饱学之士，有想法，又有银子，于是学堂说办就办起来了。

范仲淹还做了一件让天下人叹服的事。他在家族里率先设立义田和义庄。大要为全族人每口日给白米一升，冬给布一匹。其初衷是为了“扬祖德”和“赡同族”，而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在逆境里读书科考的同族学子。据范氏义庄家谱记载，自宋至清末，九百余年，始终不变。

范仲淹，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朱熹：江南乡村教育的记录者

朱熹记述了绍熙五年十二月，阳羡古城新修学堂的事。他很机智，一开始并没有说此地的办学有多么好，而是通过县里的一帮文人，说学堂“久废不治”的实情。无非是穷，没有银子，没有校舍，等等。然后他说到了一位“高君”，是这里的知县，也是艰苦办学的扛鼎人物。文字不长，但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第一个，是收“闲田五千亩”，解决了办学的供给问题，然后又拿出“长桥僦金七十余万”，长桥是古城里一座名震江南的古桥；所谓僦金，应该就是租赁费。意思是把凡可以收缴的钱，都用来办学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高知县。

你想想，光有钱，没有高人，能办得成学吗？传统社会的法则是，权可以生钱，权指向哪里，钱就流向哪里。高知县等一干官吏的囊中想必是羞涩的，那些没有被中饱私囊的钱，都流向了办学。为让老师、弟子依照法度学习，高某人确实不容易，每天要去衙门主持工作，坐班之余还挤出时间去学堂讲学。在太湖之滨的秀才堆里，你得有自己的东西，别人才能听得进、坐得住。

一般来说，一个知县在当地就是土皇帝，古时做官的人，心气总是很高，他哪里还能愿意给学子们开课，还言必以道德、性灵的主旨，博之以诗书、礼乐的文采，不但洋洋洒洒，而且实实在在，使那些学子知道，士之所以爱学习，是因为有高于科举文字之外的内涵在吸引他。于是，县里的学子们都知道了自己所向往追求的，应该是怎样的境界，纷纷到他的住处拜访。就是贤明清高的士大夫，也带了子弟来听。席下没有不相互转告，相互勉励的。

朱熹写此文的意思非常明了。一个地方要重视教育，首先要官员重视，然后有稳定的经费投入，然后有懂行的先生引领教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提到，那就是所有的一切，必得有一个地域的文脉来做支撑。像常熟、昆山、太仓、宜兴这样的江南古城，要说其文脉厚重，故事肯定是一串串的。

旧时江南古村，此等人家即是典范（陈寿春摄）

阳羡：江南乡村教育的“风气之先”

历史的老账，总是等着后人去翻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像阳羡这样的地方便已设立庠序，亦即乡村塾学，开始蒙童教育了。相传孔子七十二贤人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子，就曾居此读书。六朝以来，朝廷派到此地为官的，皆是全国意义上的文化名人，比如著名书法家孔侃、桓玄、羊欣、王俭、毛喜，著名画家刘瑱，著名文学家任昉，等等。他们都当过此地的县官。他们最大的政绩，就是引领一方的文化风气。确立士农工商的排序，让文化人排在第一，倡导一种坚挺的民间价值观。

然后，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大量优秀人士来到这里，于是魏晋南朝成为江南一带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当然，北方来的大佬与当地的土著也断不了发生冲突，儒释道便站出来摆平各方诉求。道家解决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儒家解决了人生的理想价值问题，教导人如何修身治国平天下；佛家解决了人内心生死苦乐如何对待的问题。这儒释道原本在北方是各顾各的，但到了江南就合成“股份制公司”了，后来人们说到江南文化其实是一种“和”文化，连吃的菜肴里，也有一道“和菜”，各种口味的人，都能在“和菜”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口，想想也是，一道菜里都断不了有儒释道的支撑。

来自北方的士族里有很多孔子的后裔。他们很快习惯了江南的山水与美食，不想回到北方去了。江南人暗暗得了便宜，也不声张，靖康之难导致了宋室南渡，京城便设在临安。阳羡离得很近。各种方便自不待言。南宋在杭州一百五十九年，江南就有了四百八十座书院。而太湖西岸这座古城最多的一年参加“童试”的读书人居然有两千五百多人。

得风气之先的阳羡人并没有把自己说成是“首都郊区人民”，那不是此地人的风格。不过南宋的阳羡士子真是出了很多，像蒋捷这样的“芭蕉诗人”，吴炳这样的“粲花”剧作家，都具有全国影响。科举的盛行，人才的盛名，让长江以北的许多士族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太湖西岸的江南古邑。即便是在南宋灭亡之后，聚集在江南的一些文人为了对故朝表示忠贞，拒绝在异族统治下就任官职，一种由“隐士”组成的士大夫民间联盟，由此开始形成，文人在杭州附近的县邑游荡、定居。他们写诗、酬唱、习字、绘画，也为生计所谋，开个蒙馆，收些学生，无形之中为江南的乡村教育添薪传火。

教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文化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教育和文化上，江南走在了前头。

“圣贤引领众生”，在没有网课的年代，正是当时圣贤的卓识和努力，使得江南乡村教育薪火相传，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江南文脉也因此绵延不绝。

古城文昌阁大殿（黄兴南 摄）

内容摘自徐风《江南繁荒录》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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