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阿来和麦家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上分别作主旨演讲，对当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种种“症状”，直言不讳地给出了他们的“药方”。

“症状”一：社会喧嚣，笔下浮躁

面对当今光怪陆离的现实和人们内心难以厘清的种种心态，莫言将其概括为“喧嚣”。他认为，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每个人作为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要具备习惯喧嚣和发现美好的能力，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丑恶的清醒。

莫言提醒说，尽管喧嚣充斥着社会生活，但能够使我们真正保持稳定进步的不是喧嚣而是真实。“真实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 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会掩盖真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社会生活中的大 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只喧嚣没饭吃。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 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不一样。它可能是夸张的，也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 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

作为一个小说家，身处千头万绪的社会现实，如何让自己不眼花，不失语？莫言提出，作家应 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和方法来面对：首先，要冷静观察，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察其行，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 大量信息”；其次，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要考量现实，也要回顾历史，还要展望未来，通过分析得出判断。“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描写，带给读者一个 丰富的文学世界。”

“症状”二：对“非虚构”写作认识模糊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日渐兴盛，但毕竟时日尚浅，如何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区别开来，经常引起写作者和读者的讨论与思考。

在与阿来对谈“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阿来的《瞻对》是中国非虚构创作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虽然这部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文献， 有时令人难懂，但它具有相当的深度和担当性。阿来讲述了创作《瞻对》的过程：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布鲁曼的一个传说，逐渐地这个人的形象变 得有意思起来，所以当完成了《格萨尔王》后，就想到要写布鲁曼的功绩。本来想写一部小说，但在收集民间故事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拿到的材料如此之多，正好《人 民文学》设置了非虚构栏目，就把以布鲁曼为主角之一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发表在这个栏目里。

对于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阿来认为，非虚构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中国今天有一句话叫跟国际接轨。非虚构的概念在国际上一直认为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个概念还要大，而且有更严密 的要求，我觉得这很好。所以我突然觉得，有非虚构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开始写作更多内容，突然之间被记忆的时光照亮了。”

“症状”三：小说不敢写得“好看”

今年3月以来，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迅速在海外取得了不俗的销售纪录，因而，“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成为他近期被邀请讲得最多的话题。但麦家此次回到了小说的本质谈他对文学性的看法。

“中国的小说，大家都知道，起源于各种话本小说。其实中国小说的老祖宗是非常重视讲故事的。我们小时候没有书看，但照样接受了很多文学熏陶，主要就是在 每个村庄里面，总是有一两个说书的，他们讲《薛仁贵东征记》，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天黑了，摇着芭蕉扇，把自己白天读到的书以说书的方式讲给村里 的孩子听。”

麦家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各种现代派文学引进以后，中国小说不断受到影响，逐渐走向了非故事化。我们的文学圈发现很 多小说是没有故事的，比如法国的新小说，包括荒诞派小说，这对中国文学打击非常大，我们一下子产生了自卑心理，原来西方小说已经发展到了不讲故事的阶段， 从那以后在文学圈里慢慢地流行了一种“病”，以不讲故事为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小说的故事非常强大，那么这个小说的文学性就比较低。

“从那以后，中国的小说越来越不好看，距离故事越来越远，我们的故事感情越来越淡，小说写得越来越琐碎，有一阵子完全是解释主义，甚至是私人化写作，讲述 自己一天的生活，一天的情感变化，几乎没故事。”麦家笑称他本人就是这个“越来越不好看”过程的见证者。麦家说，好故事不是那么好讲的，一个几千字的好故 事在好莱坞的“收购价”能超过数十万美元。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可以把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情节跌宕起伏。一篇小说的文学性有时候恰恰就体现在故事性上。

文汇报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