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会吃、也特别会写吃的梁实秋，唯独谈过年的饮食意兴阑珊：“年菜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历十余日不得罄。”肉天肉地，吃了小半个月，宁可吃芥末堆儿和素面筋。

物质丰富以后，春节的“轻食”成了时尚。其实时尚是历史的轮回，古早的春节食俗还真是讲究吃素的。大概是因为立春和春节挨得很近，翻看古人的记录，立春日和大年初一都有“食春盘”的习惯。

东汉的《四民月令》里记载：“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到了晋代，出现了“五辛盘”，新年第一天要吃由五种带气味的蔬菜做的拼盘。《荆楚岁时记》有“元日，进屠苏酒，下五辛盘。”的记载。周处的《风土记》里说，“元日造五辛盘。”他详细地解释“五辛发五藏之气，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是也。”古人认为春天气温回升，万物复苏，人的气息也该向外发散，所以要吃蒜、韭菜、香菜这类“辛味”食物，散去体内郁气。

唐人《四时宝镜》里出现了“春盘”的提法：“立春日，食芦、春饼、生菜，号春盘。”有一首民俗诗与之呼应，曰：“立春咸作春盘尝，芦菔芹芽伴韭黄。”这时，春盘已经发展成一种讲究的迎春食俗，烫白面春饼，里面裹着的芦菔、芹芽、韭黄等菜丝，都是多汁甜美的——从五辛盘到春盘，祈祷身体康健的药膳变成了追求口感的美食。杜甫的咏春诗里写：“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傅纤手送春丝。”远在巴蜀之地的诗人，在冬日寒江的萧瑟风景中，思念长安洛阳城里热闹的节日、食物和人，是很惆怅的。

清代《帝京岁时纪胜》里的描写：“新春日献辛盘。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这就很接近现代人所熟知的“春饼”了。

吃春饼的习惯传了下来，只是如今我们不拘于在“立春”或“元日”这两个特定的日子吃，它们成了家常的食物，不再被赋予强烈的仪式感。

然而看起来同样很家常的“七菜粥”则失传了。按照女娲创世的神话，前六天她造了各种动物，到第七天，她造出人。自汉朝开始，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是新年期间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要吃七种早春蔬菜做的粥羹。如《荆楚岁时记》里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具体是哪七种菜，典籍中已不可察。这个风俗传到日本，保留至今，现代日本人仍把1月7日定为“人日”，这天要吃“七草粥”。“春之七草”分别是水芹、荠菜、鼠曲草、繁缕、宝盖草、芜菁和萝卜，除了芜菁和萝卜，前五种都是种水稻的农业地区湿地里常见的野菜。这七样菜的共同点是发芽于深秋，越冬生长，有顽强的生命力，被认为是坚韧品格的象征。想来在中国古代，先民们也是利用野地里看似不稀罕的“杂菜”，在朴素的食物里寄托着顽强的生命欲望。

“春盘”和“七菜粥”最初都有药膳的意味，那么屠苏酒就明确是种药酒。“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的这句诗，可能是所有关于春节的诗歌中最喜闻乐见的一句。诗中的“屠苏酒”起源于晋代，屠是“割”的意思，苏是指腐草，割腐草入药，做成酒，古人认为，全家老少在新春时饮下这种药酒，能“不病瘟疫”。

唐人《四时纂要》里记有屠苏酒的方子，用到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白术、虎杖和乌头，恰如名医孙思邈在《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屠苏酒主要是预防春瘟的。

《酒律》说，新春饮酒须从少到老轮流，最年长的最后连饮三杯。药酒未见得有多好喝，但是诗人们因为饮屠苏留下了诸多名篇。白居易和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这样的句子。范成大写过“尊前现在休嫌老，最后屠苏把一斛。”“早生华发”的苏轼最为放达，写下“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用笑傲岁月的豪情面对迢迢的时光。

作者：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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