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是松太加导演的第三部长片，我因为工作原因接连看了三遍。最初是在今年六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前，《阿拉姜色》已经确定入围金爵奖单元，我在电脑上看到了样片，即便是小小的画面，到最后也让我内心翻涌着感动。之后是影片的首映，在上海影城一厅的大银幕上，我再次感受这部影片情感和色彩的丰厚。一直想写几句，却一再耽搁，直到《阿拉姜色》低调地全国公映，想想再不写就迟了。

没有想到，时隔三月，这部电影在我脑海里依然崭新和动人。

电影节闭幕的那一夜，《阿拉姜色》拿下最佳编剧奖和评委会大奖，松太加在庆功的酒桌边说起一桩往事。他决意离家远行的前夕，把自己作了多年的画，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了，  “妈妈站在旁边哭的呀”。如果这个场景拍出来，在肆意燃烧的火堆前，动人的毕竟是那个沉默的青年和他的哭泣的老母亲。就像松太加自己说的，“不要被后面的景色抢走，要记录人。”

《阿拉姜色》就是这样。它是一部围绕着一家人去拉萨的情节展开的公路电影。季节流转，沿途有风景，但看完全片，最终被刻进观众脑海的将会是“人的困境”。这里呈现的“人的困境”和地域没有关系，脱离了肤浅的神秘主义，这份困境的终极原因只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电影从一场不详的梦开始。女主角俄玛从梦中惊醒，为亡者做了一场简易的法事。既揭示她有未能割舍的过去，也暗示了她晦暗的命运。在得到医院一张确诊书之后，俄玛就开始了行动，她急于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独自踏上前往拉萨的旅途。

剧情的开端，松太加用直白、利落的方式交待了俄玛的人际关系，其中包括她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不明就里的丈夫罗尔基和倔强无礼的儿子诺尔吾。观众开始很可能是懵的，要在俄玛上路之后，才逐渐了解她为什么要去拉萨——她身患绝症，想要在死前去完成亡故前夫的遗愿。

张扬导演的《冈仁波齐》里的角色磕下第一个头时，画面非常震撼，但显然有着雕琢的仪式感。而《阿拉姜色》中的俄玛磕下第一个头去，同样震撼，同时又非常自然——好像只是在生活中用某种方式作一次远行。

松太加是摄影师出身，他曾为万玛才旦导演的早期作品掌镜，但在《阿拉姜色》里，他并不在意要拍到“壮美”的景致和画面，他的焦点在于人。影像在这里不是为了取悦观众，不是为了展示奇观，甚至也不去刻意追求某种风格，从而镜头变得准确且简洁。

第一遍看《阿拉姜色》的观众可能会非常震惊：俄玛并没能抵达拉萨，也未能抵达影片的结尾，她在影片的中间就离世了。女主角死了，观众最初投注了感情的移情对象没了，故事似乎一下子失去方向。但很快，松太加会让人们发现——死亡并非一切的终点。相反，随着一个女人生命的消失，情感在她的丈夫和儿子的身上传递了下去。女主角在剧情中间点的死亡，在这里不是一种剧作结构上的炫技或奇招，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决定。

那就是：一个人的死亡不是终结，只是存在方式的一种转变。

在佛教故事里，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人走过佛陀，佛陀所见这个人的生和灭会是同时发生的。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随处可见此消彼长、一体两面的事。我在《阿拉姜色》里看到了这种辩证。譬如爱：丈夫罗尔基对妻子的爱，伴随而生的就是他对俄玛前夫的嫉妒；俄玛和前夫的儿子诺尔吾对母亲的爱，伴随而生的是他对罗尔基的忌恨。

松太加懂得这种生而为人的困境——人活在世上都有情感，有情感就有情感的障碍。甚至，情感越深，可能障碍就越深。《阿拉姜色》为什么动人，是因为它告诉我们还有跨越这种障碍的可能。

影片的后半段，罗尔基和诺尔吾这两个互相排斥、原先连面都不愿见的人，接替俄玛完成去拉萨的旅程。你可以说这像是一对“临时父子”，不得已才结伴而行，既是缘分，也是修行。这对互有敌意的人物，因为俄玛的死亡而真正走到了一起，并且因为这个所爱之人的愿望和承诺，结伴而行，走向拉萨。

以我个人的观感而言，直到影片进展到这部分，我开始逐渐注意到沿途的风景，季节流转。这或许是因为罗尔基和诺尔吾在沉默中逐渐靠近，一切开始变得和谐与松弛起来。松太加是用了含蓄、美妙的技巧，把《阿拉姜色》酿成了一杯美酒。而真正打动我的是，松太加没有让拉萨出现在镜头中。尽管我和剧中的父子一样期盼抵达拉萨，但导演停驻在“抵达终点”的前夕，他用一场朴素的剪发戏结束了这部电影，用生活的善意替代了信仰的神性：罗尔基和诺尔吾已经不需要抵达拉萨，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一座拉萨。

片名《阿拉姜色》是藏语里的祝酒词，翻译过来是一句热情友善的邀请：“请您干了这杯美酒。”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也像是一次怀着深情的邀请。

作者：卫西谛

编辑：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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