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为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和信息邮递网络提供重要史料

流动是人类的天性，迁移更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繁衍、逃避天灾人祸的有效途径。长期迁移中，人类如何利用天然的交通工具，进而发明人造交通工具和运输手段？这对当下有哪些重要启发？六卷本《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日前编撰完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下午（30日）在沪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葛剑雄、江晓原、熊月之、陈尚君等多名学者齐聚，在学界看来，这一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按传统类书方式编排，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和信息邮递网络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利于推动当代学术研究。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丛书收录1911年前古籍中关于交通路线的途经走向及里程数量、古代驿站铺递的名称、分布及其制度、交通工具和设施的史料，将传世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收集、辑录、标点和整理，方便读者学者查阅或提供一些线索，后续还有望开展数字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谈毅介绍，皇皇六巨册总计1200万字，分《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交通工具与设施分典》《驿传制度分典》三个分典，编纂工作主要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承担，前后历时22年完成，这一出版工程也锻造出“甘坐冷板凳”的老中青编辑队伍。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出版座谈会在沪举行

座谈会上，《中华大典》编委之一、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谈到，近年来交通史这门学科在学界中备受重视，无论是聚焦铁路开通后对于沿线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还是研究轮船往来对航线周边的综合影响，无不围绕交通发展的文明辐射力做文章。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则从古典文学角度展开分析，他发现，唐代诗歌中经常会写到某个驿站，比如长安和洛阳之间发生的故事，比如李白在长安城郊送别友人，具体的地点有哪些交通设施，碰到什么宦官等大量细节，都可从《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中获得更多信息和启发。有学者谈到，光是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杜牧诗歌“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可以牵出一连串有关古代交通的问题：从产荔枝的南国到京都长安到底有多远？快马要跑几天？马累了怎么办？谁在路上等着信使……

葛剑雄谈到，古代交通发展图景的背后，与庞大社会体系的稳定运转、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息息相关。比如，春秋时代的先民已经开辟了海上航线，孔子曾表示想“乘桴浮于海”，徐福带领数以千计的少年、农夫、工匠移民海外。西汉时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可驶至南亚的黄支国，唐宋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成为繁荣的外贸港口，郑和的庞大船队更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16世纪以降东南沿海不断有人由海路外迁。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新书揭幕

《中华大典》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作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也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于1992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2017年底，这部按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分为24个典、包含116个分典的类书宣告竣工。《中华大典》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1911年)，收录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发挥巨大作用。

【相关链接】对话葛剑雄

问：您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请问了解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业，对当下读者有哪些启发？

答：《中华大典》本身的目的，是将1911年以前出版的全部古籍中有用的资料，分门别类地用现代学科体系编辑起来。而《交通运输典》就要把这些古籍中所有有关交通运输的资料汇编起来，做出合理的编排，有利于古籍资料发挥作用，也有利于将来进行信息化、数字化。

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既有高山峻岭、峡谷岩洞、戈壁荒漠，也有江河湖沼、榛莽丛林、海洋岛屿，还有平原丘陵、水乡泽国、沃土良畴。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开凿各条道路，架设各类桥梁，设置各处津渡港口，疏通各地航道，在前工业化时代长期保持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交通工具、设施和道路系统的地位。由此形成的丰富文献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业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之所以做汇编，一方面，学术研究往往并不需要一本书中的所有内容，另一方面，古籍中资料很分散，通过整理汇编，可以对资料进行分类。这种资料分类在中国古代是有传统的，清朝曾编过《古今图书集成》，而《中华大典》最早的想法就是模仿《古今图书集成》形式，使用的是现代的学科体系。这套书不是普及性，是专业性的。对于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学生能节省许多查找资料的时间。比如做研究铁路的，资料往往很分散，我们就把古籍中有关铁路的资料整理出来做基本的史料参考。以往很多研究人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在查找资料上，压缩了做研究的时间。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问：“地域文化”基于相对封闭的地缘因素而产生，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封闭”逐渐被打破，“交通”成为主流，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地域文化？

答： 地域文化是一个空间范围内最有特色、和周围其他地方都不同的文化。比如上海文化，就是在上海这个空间范围内最有特点的，和周围都不同。某一地域文化内部又可以分出更小的文化亚区，比如上海曾经有租界，租界内部文化又跟上海文化不同。

地域文化能够形成，很重要的条件恰恰是交通条件和信息流通不好。假如像今天这样，信息随时通过互联网流通，潮流可以迅速风靡全球，那么地域文化是无法形成的。但以前在交通不发达、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是可能在某一空间范围内产生地域文化的。要保护地域文化，不能任其自身自灭，要靠人有意识地去保护。从好的方面讲，随着交通条件改善，信息流通加速，某种地域文化的优势和特点可以很快传播扩散出去。

问：传统文化在当下文化语境如何生存并实现现代转化？

答：这其实不难。文化的保守和创新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存在的很多文化内容中，经过优胜劣汰而保存下来的。如果一种文化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会自然被淘汰。比如中国古代有些民族有殉葬传统，后来人们觉得太残酷了，改用木头或陶器做成人的样子代替，这是一种进步，就延续下来了。再到后来，葬礼形式不断改变，但有一点继承下来了——扫墓、祭扫的传统保存至今。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肯定有其天然合理性，适应了社会和人类的需求。

对于传统文化有“传”和“承”。“传”就是保存，有些文化通过物质保存，那就保留实物；有些通过“人”来保存的文化，可以供养一些专人来传承某些技术和手艺。“承”则需要研究，有选择性地保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后，还需适应今天的需要，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所谓的“主体性”，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孝”是一种道德高度，但像“二十四孝”那样的“孝”，是愚昧。

问：眼下图书市场不少聚焦某一事物的历史读物颇受关注，比如《棉花帝国》《香料传奇》《轻浮的历史》等，如何看待历史类图书在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平衡？

答：你提到的《棉花帝国》，并不只是简单地讲棉花本身，而是谈到了棉花在人类历史、地方经济上起到的社会作用，是相当成功的普及读物。为什么我比较重视历史普及呢？许多某一领域学术界认为是常识的事情，不仅普通读者不一定懂，连其他领域专家也未必了解。如今知识量越来越大，门类划分越来越细，人文普及不能再是低层次、简单的普及了，需针对不同人群、层次、维度。比如光是人口史我就编著过多个版本——主编过六卷本《中国人口史》，面向该领域学者；出版过30万字《中国人口发展史》，这是介于研究者与爱好者之间的中等程度的；另外还写过一些10万字左右小册子，吸引大众。这样层次光谱各异的书籍，有助于学术成果得到最大化普及传播。

另外，普及有三个要素不能回避，第一政治导向必须正确；第二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可以选择但不能编造；第三要符合科学原理。

编辑制作：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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