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间，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刚刚经历的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我只是听了一场读诗会。没有必要夸大这样的事，是吧？

可是那些情境，那些声音，固执地重现。上海作协大厅，侧耳团队，新年诗会：“夜的酒杯和花束”。我带着一身疲惫进来坐下，散场的时候，忽然觉得轻松和活跃；走在阴郁湿冷的街道上，发现难耐的空气中也有明亮和温暖，有那么一刻，生出久违的亲切感。

这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微妙变化，是诗带来的——更确切地说，是读诗的声音带来的。事实上，侧耳精挑细选的作品，大部分我之前读过，有些可以说非常熟悉，没有预料到的是，当这些诗篇被他们读出来的时候，激发了以前未曾产生的一些感受。就是说，直接促生这些感受的，是声音。

就好像是，以前我读诗，像看乐谱，现在，他们把无声的乐谱演奏出来了。

这个未必恰切的比喻引向现代诗的音乐性问题。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音乐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困扰，几代人曾经做出过艰难的探索和实验，却并没有取得多少共识。时至今日，在普通读者那里，甚至在一些诗作者那里，这个问题被取消了：现代汉语诗与音乐性无关。这个普遍的印象和意识进一步导致了对诗的声音的漠视，我们常听见有人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今天我们说“读”诗，多数时候是“看”诗，不经过读的身体动作发出声音，当然也就没有了经由听觉而产生的身体反应。

诗的物质材料是语言，声音是语言的一种属性，所以也一定是诗的一种属性，而且与意义密不可分。我们平常说话，即使在大多不自觉的状态下，也有语调、节奏，甚至韵律；我们唱歌，是语言和乐曲的融合。诗的声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也就是说，它不能依赖语言之外的乐曲，而是从语言自身产生出音乐性，这需要自觉的意识和探求，而不同于日常说话的情形。

（以上三张均为“侧耳”团队主播们亮相今年上海书展）

现代汉语诗没有形成固定的声音形式，却不意味着放弃声音的追求，相反，倒是为这种追求增加了难度，也敞开了实践的空间。发掘和创造现代汉语的声音表达，把音乐性变得丰富和复杂，而不是指向一种或几种声音的模式，音乐性的套路，是值得诗的作者、读者和听众去不断尝试的事。

当我们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很多诗确实昧于声音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听觉的狭隘和迟钝，对声音和音乐性的感受与理解因固守成见而懒惰。没有一成不变的、预先存在那里的音乐性，有的是这首诗不断生成的、符合期待/ 偏离期待/ 有意对抗期待的声音和音乐性。这个，反倒是现代诗的声音魅力所在。

由此而言，我们还需要练习我们的耳朵，让它变得开放、敏锐、积极，能够感受现代汉语诗复杂、变化、丰富的声音形式。而诗本身，也需要接受声音的检验。

《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这个意义上，侧耳的诗选，不同于大多数诗选的特性，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作品本身的选择不必多说，除了通常的选好诗的标准之外，他们还自然地加上了一般诗选忽略的一条：声音的检验。如果你是这本诗选的读者，除了习惯的“看”诗之外，也请听听他们读诗，听听这些声音的诠释；你也不妨自己读，读出声音来，听听自己的声音诠释。让身体的反应，加入到对诗的感受和理解中来。

由电视新闻主播组成的这个团队，读诗已经三年了，他们的公号“侧耳SH”不热闹，也不孤独。我时常听他们的声音，有时会想，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我知道他们挑选作品要反反复复斟酌商量，录制过程近乎严苛，有时一首短短的诗要录好几遍。为什么读诗？当然可以列出一些理由，不过最深切的感受在读诗人自己那里；这本诗选的读者听过他们的声音，如果自己也成为读诗的人，就不需要别人来回答了。

（本文系《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一书序言）

作者：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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