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商业货币壹圆券

1938年秋，新四军在苏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其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很混乱。有国民政府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汪伪“中储行”发行的伪币和假法币，有日元，甚至还有沙俄时代的卢布和已作废的德国马克，各地还有多家银行和一些商号发行的代价券、流通券，等等。

针对日伪对根据地实施严密封锁，发行各类日、伪货币掠夺根据地物资的严峻局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精神，新四军必须握有自己的钞票，于是1941年4月1日在盐城设立了江淮银行，5月开始筹办江淮银行印钞厂，而筹建处就设在新丰镇境内大丰盐垦公司鼎丰区。

穿针引线连苏北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银行，但要发行自己的货币，印制起来，却是十分繁难。1939年底，胡金魁找到时任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卫处督察长的吴福海，让他到上海寻求技术支持。

吴福海早年是中华书局的工人，是陈宏阁的师兄弟，人长得高高大大，是游行示威的扛旗手。工人弟兄们叫他的小名： 吴三囡。上海对他来说是熟门熟路，印刷界的人头更加熟悉，啥人有啥技术，一清二楚。

只见他脱下军装，头戴直贡呢礼帽，一袭长衫，一口本地的上海话：

“侬看哪能？阿拉扛扛斤头（我们讲讲条件）！”

大拇指头一翘，俨然是生意人模样。

▲吴福海（左一）和柳溥庆夫妇

船从大运河走苏州河，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吴福海当时觉得气氛不大对头，到处都加了岗哨和铁丝网，盘查严格。吴福海不敢大意，先找了胞弟吴迪飞，确定没有盯梢，才扣响了在公共租界成都路柳溥庆的大门。

再说柳溥庆夫妇对吴福海是非常熟悉的。一是印刷同仁，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三是吴福海曾到东北抗联工作，妻儿由柳溥庆供养6年之久。

“三囡，长远勿见，现在哪里高就？”

吴福海伸出两个手指头，转了转，两双头（新四军）。

柳溥庆马上出门看了一下四周，叮嘱女儿看门，不要让人进来打扰。

“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要请侬帮忙印阿拉自家的票子！”

印制一条龙，技术是没问题的，能公开印制，却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是新四军抗币，是个难题啊。

话说到这里，柳溥庆略一思索，“附耳过来”——

能不能在票券制版时先不刻行名，将无行名票券印成后运至根据地再加盖行名。他说，当时租界里钱庄很多，几乎每家钱庄都有自己专用的钱票。以钱票名义就可以公开印制“抗币”了。

主意好出，谁来做呢？解铃还得系铃人，柳溥庆说到做到，吴福海不会看走眼，柳溥庆不但秘密设计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4种面值的票面图案，还拉柳培庆雕刻成4只单张铜版；再制出印刷大铜版后，组织所有职工，加班加点抢时间赶印。

柳伦也向笔者讲述了这个过程：

1940年初，9岁的我目睹了“抗币”包装出厂的全过程。我家与印厂是邻居，我家后门与印厂大门只相隔四五米。抗币印制工作完成的当天晚上，工人们都回家了，父亲与几位地下“伯伯”将所有切割好的抗币，从后门搬进家里，用牛皮纸一叠一叠包装，伪装成日用品——固本肥皂，装在木箱里。最上面放两层包装形似的真肥皂；当晚用货船将抗币运往苏北。

这种无行名票券运到苏北根据地后，新四军给它盖上了“江南商业货币券”七个字，就成了当地通用的货币，可以通过兑换与买卖。

筹建苏北印钞厂

这还不够。靠上海印还远远不够，且风险大成本高，不晓得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就要全局震动。

▲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抗币风云录》，作者为施燕平

2014年4月笔者参加作家杜宣的纪念座谈会，见到了《抗币风云录》的作者施燕平，他详细记载这段历史： 柳溥庆又开始为筹建新四军江淮银行印钞厂出谋划策和出力。

柳溥庆积极做好为印钞厂秘密购置、运送各类印钞物资，选拔、护送上海等地印刷工人赴印钞厂工作。陪吴福海亲自到苏北筹办印钞机器，购买制版器材及招聘技术人员。

他冒着路途中敌占区严密封锁、搜身盘查、交通不便等许多艰险，徒步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与新四军财经部部长兼行长朱毅、副行长李人俊和印厂厂长胡金魁等选定了厂址，制定了采购计划；还决定在上海和苏北开办名为“华光印刷公司”的商家作掩护。

柳溥庆利用公司已转让给国民党“江苏省农民银行”，以去兴化韩德勤处的名义，先到黄桥，经过几次交谈初步确定“合营”形式。当时汪伪政权的华纳印钞厂，为扩大伪法币的印制，正在大量招收印钞技术工人。香港中华书局印钞部门解散后，印钞任务转移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当时也在上海招收印钞技术工人。吴福海选择浙江路的一个旅馆作为联络点。

招聘的爱国、能吃苦的30多位印刷技术人员，经一一密谈后，分别发给路费动身去苏北。为防止被租界当局发现，联络点旅馆也经常调换。

当时有人已知道要去苏北为新四军印钞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出力。上海去苏北的几批人，有的留了下来，有的又回到上海。陈宏阁先生是去去就回了。

柳溥庆在1966年接受外调时说的比较客观——

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过问政治，是个典型的商人人物，其政治态度也并不反动，接触中当我谈到赞扬新四军的时候，他并不反对，据我所知，他未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

就这样，柳溥庆试探着问了陈宏阁，因为他们早就约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恪守信用，方得成行。于是，才有了吴福海出场。

久违的吴福海出现在陈宏阁面前，请谨慎胆小的陈宏阁去跑了一趟，调试机器。

柳溥庆向陈宏阁了解了各种印刷机械的特点，他又精挑细选亲自采购，陆续买回了价廉物美、不需电力的10部手扳凹印机，8台凸印机，1台切纸机，1套大照相设备，还有油墨、印钞纸张和机器零件等物资和器材。他把金属印机拆成了零部件，藏在大粪船底部，陆续运至苏北；印钞纸张则切割成画纸，与油墨一起作为文化用品运出上海。需刻制的“江淮银行”钞票铜版的图稿，他与柳培庆设计后先送至苏北军部审核，再在上海秘密刻制。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1942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厂开工，在大家的努力下，凹印生产很快从每班二百张，提高到五六百张以上，这时，也已有12部凸印机在运转。

当年5月一切就绪，印钞厂正准备开工时，日寇来大扫荡了！不得已，印钞机器被拆成零件搬到船里漂到海上躲避敌人。

抗币得到陈毅军长的肯定

进行了一年多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至1942年8月，才另选地址，在阜宁县一个旧庙里将印钞机器安装就绪。军部对二次落成的江淮银行印刷厂十分重视，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开工那天，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黄克诚、张爱萍、曾山等同志，都兴致勃勃地来到印刷厂。

陈毅将军在大会上向近300位印刷厂同志们指出了印制抗币的重要意义。

在党的革命事业中，除了有“枪杆子”，还要有“钱袋子”作保证。

当我们回溯历史，不能忘却革命根据地印制红色货币对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

早在1928年5月，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办了第一个红军造币厂；1931年11月，毛泽民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任行长，1932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了中央印钞厂和中央造币厂；1933年1月，郑义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办了造币厂，一直到1941年，柳溥庆与胡金魁等人在新四军根据地创建了江淮银行印钞厂。

陈毅说：“印制抗币是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掌握好财政金融大权，抗日军队需要钞票，抗日民主政府经济建设需要钞票，市场流通交换也需要钞票。敌人用发行大量的敌伪钞票来掠夺我们，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资缺乏，市场混乱。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钞票——抗币，同敌人做斗争，粉碎他们的经济掠夺、破坏和封锁！”

会后，陈毅军长进车间视察。当一张红色的“壹圆”票券印出来时，他高兴地捧在手里细细观赏。在发现票面上的字迹与图案都是精致细密的雕刻，而且，字与图的凹凸版刻印的效果，摸上去手感十分明显时，他禁不住兴奋地赞扬道：

“同志们在山沟沟里，用陈旧的手扳凹印机，印出了一流水平的钞票，真不简单！”

陈毅听了胡金魁介绍的幕后英雄，来自上海，有留法的印刷专家柳溥庆和雕刻专家柳培庆两兄弟和组团的上海工人阶级，不由自主地连连点头。

“我说的嘛，怎么这么好，没错！干得漂亮！”

陈老总到此打住，他知道这是一条秘密战线，不能公开宣扬和表彰，只能在心中默默记着远在孤岛上海的同志们为新四军做的贡献。然而，他没有想到还是会走漏一些风声。

他当然更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在这里帮着印制的人，以柳溥庆为首，会在香港、上海、北京发展，特别是在解放上海、稳定市场时所起的作用。

机智逃脱日伪的虎口

陈军长手里的“抗币”在根据地百姓手里流通，也放到了日寇特高课的办公桌上，敌伪的特务在放大镜下细细查看，看着、看着就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墙上的地图，最后锁定在上海！也就是说，只有上海，才会有如此精美的钞票印制技术。

▲新四军的“抗币”，壹圆钞票的凹印版为柳培庆所雕刻

一看就知道有来头，是专业人士所为，正是柳培庆后来自己开办华东柳培庆美术雕刻所，以一手雕刻凹版十分精细的本领，为“抗币”雕刻了版子。

根据地的钞票有凹凸版两种印刷，印钞用的版子是柳培庆在上海秘密刻好后运来的。在上海制版时，为防备敌人破坏，只刻好花边花球、风景和面值，未刻江淮银行行名（抗币上的“江淮银行”明显是后加上去的），而行名、图章、编号等都是在根据地制成铜凸版，再套印上去的。

笔者到访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柜中陈列着抗战时期的诸多货币，一比较就看出印制质量最好的是江淮银行的，是我党新四军创办的。

▲苏北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中的各种“抗币”，江淮银行的印制最为精美

与此同时，1942年，柳溥庆又在上海成都路641弄52号创办了中国印刷材料公司。该公司生产了当时市场缺乏汽油的代用品——“印刷油墨清洗霖”和“制版油墨清洗霖”，缓解了当时市场上买不到汽油的恐慌。

生意蛮好。

麻烦来了。柳溥庆的印刷厂进入了敌人侦查的视野。

穷乡僻壤怎么会印出这么精良的货币，一定有专业的支持，不远的上海，全国80%的印刷企业都在那里，有远东一流的印刷技术，柳溥庆又是上海有名气的印刷行家，自然被盯上了。

雪上加霜，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个叫肖德林，从苏北根据地开小差出来的，到上海走投无路，没有生活着落，他就要弄钱，想起他在苏区的时候听说过，印抗币的有上海柳溥庆，但他并不认识柳溥庆，他就四处打听，先寻上门来。

由于不是组织渠道来的，柳溥庆不见，当晚问地下党员朱沐，方知肖有问题，再来也不能接待。

两次拒绝见面，当面要挟不成，肖就去告发： 柳溥庆帮新四军印钞票。

肖带特务先抓了曾在苏北新四军印刷厂工作过的吴根生，一起来到柳溥庆家。

特务出动了。1942年4月，半夜里一两点钟。

“不许动！把他们两人分开，搜！”

特务把亭子间里面桌子的抽屉都抄了个遍，要搜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敌伪科长王福生便从他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从吴根生家中搜出的一张钞票给柳看。

“这张钞票是不是你印的？”

柳溥庆拿过来一看，发觉这是一张几年前在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公开印的没有银行名流通券，是纯属商品性质的印刷品。柳溥庆急中生智，脑子像风车一样地转，干脆，承认一年前在上海公开印的流通券，如果承认钞票是我印的，敌人就有可能把注意力放在这张钞票上，不再往下追。

于是柳溥庆采用顺水推舟的方法来应付敌人。

“你承认这张钞票是你印的，有证据吗？”

当时柳溥庆就把一年前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印的流通券印样本10多种都拿出来看，其中有一张就是苏北泰兴的零找券。日本特务山本看了，误以为泰兴零找券就是新四军钞票。因此，他对王和正在搜查的特务说：

“带走，不要找了，统统的回去！”

柳溥庆极力争辩：我是个做印刷生意的，有买卖送上门来了，当然要接活啰，我怎么知道是啥人印的。说是印钱庄的代用券，公开的。好就好在柳溥庆印过很多钱庄的钞票，他都有几本相册收藏，几本相册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钱票很多，拿出来给人一看没错，印的无行名票券上面也有样张。柳溥庆还讲了三个证人，其中与华东兴记印业厂吴老板所说相仿，吴的寄父是上海伪商会会长，有后台。

周砥配合得更好，第二天就请留苏时同学廖家傅（时任伪蒙藏委员）出山，一同到76号探望柳溥庆，告知已托同是留苏同学裘公白，他是特务队队长，向特高课打了招呼。

“弟兄们，客气点，人家勿是共产党，早就被开除了，是个技术高手，本来还要出任阿拉劳工部长呢。”

……

柳溥庆迅速向周砥了解到被捕的20人当中没有人去过苏北，就放心一半。

在关键时刻组织营救，老同学交情起了作用。在伪政权找人托关系，使钱花条子，经过20多天，当局就把所逮捕的人放了出来。

柳溥庆利用有限法律与社会关系进行周旋，保护了党的秘密和同志，最后以“商业行为”结案，被敌人宣告无罪释放。

柳溥庆（1900-1974）生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在出版印刷和印钞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柳溥庆带领团队实现了第三套人民币印制的全部国有化，在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的人民币印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柳溥庆传奇人生》一书出版，讲述了柳溥庆学习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在抗战期间为新四军秘密印刷纸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突破技术难关自主掌握印钞技术等等事迹。该书由陈发奎、柳伦编著。

作者：陈发奎 柳伦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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