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民谣》的开头，一下子勾起主人公柔软的回忆，也奠定小说似水如诗的叙述基调。“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评论家王尧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首发于《收获》杂志，单行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并在沪首发。

昨天下午的思南读书会上，王尧与作家孙甘露、《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论家走走分享打破文体界限的新小说。在孙甘露看来，这部作品有点“反小说”，更接近诗体，这跟讲述方式有关，比如开篇细节调动了嗅觉、视觉、感觉、触觉、味觉，相当感官式。

故事里，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民谣》里交织了少年的成长精神史，村庄的变迁发展史，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演绎于记忆中大雨弥漫、麦子发霉的5月，这也是王尧将个人经验文学化、民族记忆个人化的小说，带读者重回历史现场。

虽则不乏学理支撑与文学实践，但对长篇小说心怀敬意的王尧，一直在苦心寻找理想方式。从多年前一句广为人知的小说开头，王尧用二十年的耐心浇铸。直到去年有一天，他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完成那幢“烂尾楼”：“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是，他在疫情固守的几个月里，集中精力完成。“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

在“水乡迢迢，且歌民谣”的悠扬余韵中，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寻民谣习得的年代，那是记忆的原点。“‘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王尧如此解释。走走也对小说命名为《民谣》给出阐释：“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时代……同时民谣又因为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

在写法上《民谣》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分为主体四卷和杂篇、外篇，借鉴《庄子》内篇、杂篇、外篇的篇目，构成了奇妙又意味深长的结构，赋予文本延展特性与阐释空间。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视角切割，学生到知识分子的多种身份转换，建构文本到解构文本的多维叙述尝试，体现了小说以小搏大的野心。

程永新评价，《民谣》既有“我”成长时的视角，又有“我”长大后的视角，还有社会的视角、人性的视角……不同视角构成了小说的世界观，并在转换中擦出奇妙火花。“从以前的散文、批评到现在这部小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学位的汉语之子。”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民谣》是一种方法论——用它的结构和文体方式建构了虚拟的小说世界，“这让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马原《冈底斯的诱惑》，问世时一度让评论界失语。《民谣》的诗意和对文体的突破，或许也要拉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它的价值。”

王尧在去年一次文学奖评审会上提出“小说革命”概念，“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探索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规矩，好像写得越像小说才是好小说。突破常规的努力要被接受，变得非常费劲，不少人习惯更光滑舒适的写作。然而，任何时代应该有另一种小说是充满冒险性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冒险。”孙甘露说。

提倡小说“革命”的批评家，自己的小说如何进行冒险？尽管王尧一再表示，他的创作和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在《民谣》创作谈中，他自承“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他努力寻找小说的“调性”，着力于摸索语言和结构，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

据悉，译林出版社将在6月推出王尧编的40余万字《“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两部非虚构作品《沧海文心：战时重庆的文人》和《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也预计年内面世，完整呈现王尧作为小说家、散文家和学者的写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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