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专业研究可以为谈论公共事务提供合法性（之一）

本报记者 李纯一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是第一位将劳工史与妇女史研究有机结合的美国历史学家，也由此改变了这两个领域。作为1960年代的新左派历史学家，她对现如今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在达成共识、影响舆论等方面的能力却感到不甚乐观。不久前，凯斯勒-哈里斯教授在访问上海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刊《文汇报》2012.09.24

“为什么不呢？”听到我哇地一叹——看到她撩起权作护栏、以示此处尚不营业的绳子，轻快地钻过去的时候——爱丽丝回过头来狡黠一笑，“这边比较安静！”

小小打破一下规矩，现在我们坐在不开灯的咖啡厅里。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在上海的行程中，有一场演讲是介绍她的新著、也是她的第一本人物传记，讲述特立独行、不好相处、也从不对摇摆的政治风气妥协的美国左翼女剧作家丽莲·海尔曼充满争议的一生（A Difficult Woman: the challenging life and times of Lillian Hellman）。选择海尔曼这个“邪恶”、“记仇”、“自恨的犹太人”、“至多二流的剧作家”，在爱丽丝的历史学家同行眼里，也是个打破常规之举，甚至连陌生听众知道她的写作计划之后也急急发来电邮：“可千万别碰她！”

爱丽丝坚持的理由是，海尔曼尽情尽力的一生可说是20世纪许多重大矛盾和冲突的戏剧性展现，因而写作过程更像是在探索历史、而不只是撰写人物传记——她用矛盾的主题、而非编年顺序来描绘海尔曼，如“作为道德家的作家”、“公开的共产主义者”、“自力更生的女人”，以凸显海尔曼这一代人的道德、政治和个性的矛盾困境。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1941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祖上来自匈牙利和捷克。1961年她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一位老师鼓励她从事历史研究，后来，她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撰写、编辑有十数本著作，其中《出去工作：美国工薪妇女的历史》（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1982）和《对平等的追求：20世纪美国的女性、男性和对经济公民权的追寻》（In Pursuit of Equity: Women, Men and the Quest for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2001）都获得多个学术著作奖项。现在，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以及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的教授。她是第一位将劳工史与妇女史研究有机结合的美国历史学家，也由此改变了这两个领域。2011—2012年，她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的主席。不久前，凯斯勒-哈里斯教授在访问上海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汇报：60年前的1952年，正当时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以“考察美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用新方式去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而在两年前，《异议》(Dissent)杂志也邀请美国的知识分子做过类似的研讨，您本人参加了后一次研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两次研讨，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AKH：我想，这两次讨论最大的区别在于，1952年的讨论发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美国，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存在巨大的分歧。而第二次讨论时不再如此，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都认同说，左派的特点是在于对社会公正有着更宏观的认识，能够洞察到美国社会中更重要的价值。

文汇报：托尼·朱特（Tony Judt）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曾经说：“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文学知识分子逐步为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但是，公共对话的质量却没有明显的提高。”您同意他的说法吗？这样的现象在同时代的美国是否也出现了？

AKH：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他的讲法。1950年代的美国确实是社会科学家当道，他们试图梳理随着大众消费经济的兴起，美国社会中正在出现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人正变得太过一致，彼此之间太过相似；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公分母”是物质拥有——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更大的物质利益，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而不是理念思想，也不是让美国成为一个有理念的国度的热望。对195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众消费会如何影响美国人的价值观，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人会忽略他们关爱彼此的传统，等等。

实际上，1960年代时，社会科学家担心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感到愤怒。他们抱怨美国变得太过物质主义、太关心生活标准，而对社会责任、对关爱彼此、对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等等问题和价值都显得有些漠然。

文汇报：于是在这群年轻人中就出现了许多社会科学家。

AKH：或许应该说，这些社会科学家还算年轻吧。其中最有影响的，像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那时候都已近中年。他们以及其他一些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在数年后都颇具影响力，比方说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更多是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还有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等等。

文汇报：您提到经济学家。是不是可以认为：最近一二十年有这样一个趋势，即经济学家正在取代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媒体上发声。比方说，现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短评，其影响似乎要比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一篇文章大得多。

AKH：我想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把文学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相提并论，在美国可能不如在欧洲那样行得通。因为美国的文学理论家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在公共领域的发声一直都比社会科学家要微弱得多。美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通过像《党派评论》这样的杂志，拥有一批为数有限的读者。像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这样的重要人物在1960到1970年代都很有影响，然而他的读者群也很小，基本上也就是其他知识分子。1963年创办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代表了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学知识分子。不过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开玩笑说，这是多么近亲繁殖的一个群体呵，简直就是《纽约互评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

相反，社会科学家试图同更广大的读者讲话，就像现在的克鲁格曼，或者当年的加尔布雷思那样，还有像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也是。这一群体活跃于1950年代的美国，到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早期仍具有影响，但是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渐渐失去公共话语权，而被新的声音所取代——他们通过《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这样的大众杂志来发声，而文学团体从来不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我是这么认为的。

文汇报：那么经济学家是报纸专栏的常客咯？

AKH：也并不总是这样的。其实，能在报纸上开专栏也是相对新近才有的。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作用很不寻常，他现在的角色也是对他个人思想发展的一种致敬。克鲁格曼在他年轻时候，也即六七十年代时，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经济学家，并不热衷于在公共领域发声，只是在最近20年，他开始拒绝保守派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成为一名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我想，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可能源于1970年代。回过头来看，196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不只是经济学家们，都因为担当美国社会的批评者而具有广大的影响力。而1970年代末期，右翼接手了批评的权力，新保守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一开始，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想要说服广大公众，不经管制的自由市场好处多多。他用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口号“自由选择”，他认为美国的繁荣、经济活力及其关心照顾公民、提升生活水准的能力等等，取决于市场自由。这种理念和二战后美国公众达成的共识大相径庭——战后早期那些年，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市场需要被有效地约束，政府干预是必需，这样普通人才能够有机会获得足够的收入、参与民主社会的运作，并且国家应该照顾关爱穷人、老人和孩子。而新保守主义则是持相反的论点。然后他们占了上风，当然现在成为美国的主导理论了。

文汇报：这于是变成为新的共识了。

AKH：是的，这变成了新的共识。旧的共识——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福利资本主义——已经崩塌。随着1980年代早期里根当选总统，新共识获得确立。许多或者说大部分美国人现在都相信，市场只有在政府影响或干预之外运作，才能让美国人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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