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说：“我们谈的不是中国人如何了解我们的药，和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人们间接地通过脉诊，对病情有了解，通过创新的技能和智慧，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临床运用，就对疾病有了深入了解。只要时间允许，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运用的脉诊的方法说清楚。”（《文集》，484-485页）

为何是脉诊？因为西方也有切脉术，那是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诊断方法，由罗马时代的盖伦医生发明。利玛窦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欧洲学者从传教士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医生具有“高度的脉博测量技术，非精通其术者无法想象”。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有“脉博”一章，指出：“所有旅行者的记载都显示，这个国度的医生具有神奇的脉博测量技术。”

《三才图会》诊脉原图（左）和七表八里图（右）

不过，卜弥格却发现了东西方切脉法之间的差异：“中国最早的医生黄帝的著作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脉诊和盖伦的理论也是完全不同的。”卜弥格选译《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王叔和的《脉经》，试图探究脉诊是不是盖伦发明的。因为“中国人的确用了一种万能的手段，通过脉诊能治每一种病，首先了解病情，然后对它进行诊治。据我所知，除了他们谁都做不到这点”（《文集》，484页）。就技术而言，东西脉学的差别在于西方只切左手脉的一个位置，而中国脉学不仅要切左右双手，而且在手上有三个位置点，脉象还有深浅和重轻差异。卜弥格对中国医生切脉时的敏锐触感和精确论断，佩服不已，认为中国的高超脉学技术，几近不可思议。比如脉博与时间的关系，盖伦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测定脉博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找到了用时间计算的好方法。因此，卜弥格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脉的不同的质量，它们的不同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怎样通过发现脉与脉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奇怪的方法去预测病情的发展？产生不同脉象的原因是什么？”他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中医文献中寻找答案，并以问答方式将脉学理论和诊脉方法译介到欧洲。附图所示的脉象并非出自晋王叔和《脉经》，脉象图自宋之后开始出现，卜弥格未说明其所译的脉象图出自何处，目前可考的是《三才图会》中有类似图案。卜弥格的译稿在其去世前未曾面世，其中王叔和《脉经》的手稿，先由法国人哈尔文（R.P.Harvieu）译成法文，于1671年在法国出版，名为《中医秘密》（Les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du pouls）。1686年门采尔将这部脉学手稿发表在纽伦堡科学年鉴，取名为《中医的钥匙》。《中华帝国通志》第三卷收有传教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rieu）提供的高阳生《脉诀》，当时被误认为是王叔和的译本。杜赫德以为中国人的医学，就是脉学知识，和使用据中国人看来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草药。《中医钥匙》初版之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再次出版。英国医生约翰·费洛耶（JohnFloyer）受此影响，潜心研究脉博学，于1707年出版《医生的诊脉表》（ThePhysician's pulse watch），比较研究了希腊脉学和中国脉学，第三卷为“推荐中国的脉诊艺术，仿效他们观察脉博的医疗实践”。《医生的诊脉表》被译成意大利文在威尼斯出版。

《中医指南》中的诊脉图①、穴图②和脉图③，这些图显然不是中国人画的，而是卜弥格或克莱耶尔请人绘制的。

16、17世纪的世界医学，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还处在古典或传统的医学阶段，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和以整体观为主的关于身体和疾病的认知理论，以及草药为根本的治疗手段。只是欧洲医学内部的变革已经开始，以人体解剖和测量的方法探究生命的起源和身体结构的科学活动在欧洲医科大学方兴未艾。当东西两大医学体系相遇时，都是以“他者”的视野互视对方，他们只可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依本体系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考量和评判对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中国医生看待西方医学，还是传教士向西方译介中国医学，比较研究和问答式对话可能是两大学术界跨文化交流互动中最可取的方法。除了卜弥格习惯性遵循希波克拉底、盖伦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考察《黄帝内经》的学说，1700年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国热病》(Francesco Maria Nigrisoli,Febris china chinaeexpugnata)，就直接地比较研究希波克拉底热病理论与中医热病学说。笔者不懂拉丁文，因而无从知晓作者是如何进行比较研究的。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医生考察中医的视角、对中医文献选择性的介绍和翻译术语，从另一个侧面显映了正处于变革时期的欧洲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特征，比如传教士关心中医“脉博与时间”的测量关系、脉学中“气血循环”是如何运行的，经络所连结的器官是空心器官（脏）和实心器官（腑）等。测量的概念、血液循环理论和人体器官学研究，正是16、17世纪欧洲医学界研究几大热点。卜弥格认为中国人没有解剖学，所以无法说明中国人的身体观，于是借鉴中医的内景图和脏腑图解释中医理论与经络的关系。

西方世界对中医的认知随着欧洲医学摆脱盖伦经典医学统治步入科学化发展阶段后，逐步发生转变，但在同时代的中国没有发生与欧洲相类似的学术变化。译介《黄帝内经》的卜弥格深信中医阴阳五行，并试图将其讲解清楚，在欧洲学者看来，毫不精通解剖学的中国医学，尽管有宇宙论和生理学的理论，但他们的医学“仅仅是以人体结构的一种不大可靠的理论体系为基础。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这种科学中未取得我们欧洲医生所取得的进步”（《中华帝国通志》，379页A）。欧洲科学界按照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和实验医学为手段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视野所及便是阴阳五行、精气神和经络等不可触摸、不能进入实验室体系的模糊知识，傲慢与偏见便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论调，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和医生来华之后，通过他们对“中国医疗艺术”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强化。

1813年法国《箴言报》发表莱柏赫（M.Lepage）的《中医历史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一文，介绍了中国的医药起源和中国医生体制，治疗学和本草，中国人的卫生、日常生活、行为举止和疾病。尽管作者不认同中医理论，但他建议欧洲人要理解其他民族的医学科学。然后提出，为什么在欧洲尽人皆知的“科学”，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发问者，显然不是因为爱上中国药剂师女儿而热情投身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李约瑟，而非莱柏赫莫属。

莱柏赫以为，“中国人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中国人热爱科学，他们的皇帝就乐意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中医没有发展为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一、雍正禁教终止了西方科学的传入；二、中国不擅长与邻国交流；三、中文书写的语言是一种阻碍。1825年法兰西科学院首席汉学教席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发表以《论中国人的医学》为题的演讲，作为对《中医历史研究》的评论，他承认中医正在衰退，但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医的误解是由语言不通造成的，他告诫朋友们对中医学不要有偏见。雷慕沙是近代著名的汉学家，法国汉学研究体系的创始人，当初是因为读了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而引发其学习中文、研究文化的巨大热情。1813年他以《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灵感来自卜弥格的“舌诊”译文。但雷慕沙认为卜弥格的译文不准确，说他不熟悉中国医疗技术，仅凭对文字的感觉翻译中医书籍，因而“其中大部分译文并没有弄清楚中医的原义”。雷慕沙特别强调语言在研究东方学中的工具作用，他本人精通中文、蒙文和满文，早期法国汉学体系强调语言学训练便是受到他的影响。关于科学的含义和科学文献的翻译，雷慕沙以为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的术语，他解释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科学’都有双重含义，单纯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它是技术术语的表述，同时，它又是一个不能用常用语言来解读的知识体系。”

卜弥格认为中国人没有解剖学，无法说明中国人的身体观，于是借鉴中医的内景图和脏腑图解释中医理论与经络的关系。《中医指南》中的身体侧面图（右上）疑似明《医学纲目》中“脏腑明堂图”的复制图，右下图则介绍了实心器官肺与肺的太阳经循环。

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不少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著文讲解探讨中医阴阳五行和脉学理论，亦有部分中医书籍或篇章被译成西文。雷慕沙的批评令人思量，由传教士或医生翻译或介绍到西方的中医知识的准确率究竟有多高？如果译者中文不精、中医不懂，甚至没有受过西医教育，不要说读通中医经典，就是读懂中医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建立在诸如此类错误百出的译文基础上对中医的评判，又如何以科学标准来衡量？

晚清同文馆医学教席英国医生德贞（JohnDudgeon）在讨论西医中译的标准时提出三个条件：一、懂中文，二、懂西医，三、懂中医。然而，19世纪的中国和欧洲，能够达到同样标准，从事中医西译的作者微乎其微。德贞可以算是例外，1869年至1872年，德贞在《教务杂志》撰“中国医疗艺术”，介绍了中国十大名医和各时期的中医经典。为驳斥西方世界对中医没有解剖知识和外科不如西医的偏见，1893年到1895年，德贞翻译《医林改错》和《医宗金鉴》的外科章节，以此证明传统中医有精彩的外科技术和现代解剖学家，但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雷慕沙之后，欧洲汉学界对中医研究回归到典籍的翻译，以使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能够阅读到大部分中国医学典籍，自行评价古代中国医学的内容和性质，摆脱对那些经过滤和满载不准确资料的西方文献的依赖。德国医生许宝德(FranzHübotter）是欧洲中医学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自1913年起，他翻译撰写《古代中国名医医师》《寿世编:中国古代的接生术》和《针灸甲乙经》。许宝德认为中国医学典籍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医学史知识，当务之急是重整史实，他选取《古今图书集成》中有关的脉学书籍译成德文，其中有《濒湖脉学》《难经》和《脉诀》，1929年结集成  《中华医学》（Diechinesische Medizinzu Beginn des XX.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在德国出版。20世纪70年代起，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写成或辑要的重要中国医学文献逐渐被译成英文，包括马王堆医学，《伤寒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文树德（PaulU.Unschuld）与中国医学史家郑金生用近20年的合作完成英译《黄帝内经素问》。文树德相信他们的工作：第一，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学者提供准确的资料，使他们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给予有志于应用中国医学于临床实验的人士各种材料，使他们公平地比较东亚与西方医学传统（文树德：《西方中国医学史研究：成就、方法及展望》，《当代史学》2003年第3期）。

中医西传中第三个内容是针灸西传。针灸是目前唯一被西方社会接受和采纳的中医疗法，其在中医西传中具有特殊意义，因篇幅关系，将另著专文讨论。

从时间上考察，西医东渐和中医西传几乎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同时发生的，这场中西医交互会通的文化活动的结果，使东西方医学有了比较的可能，通过文化比较梳理了两种医学文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对中医特性的认知是在中西医比较的视野中建构的，或者说是依据西方“科学”范式确认的。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这场跨文化传通的医学活动中，无论是东渐还是西传，担当主角的都是西方人——西方的医生、药剂师和传教士，而中国的学者和中医师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尽管如今有众多中国针灸师活跃在欧美世界，甚至在一些国家获得合法地位，但针灸西传、改造针灸理论与技法的依然是西方医生。由此揭示的一个事实是：中医西传本质上是中医西化的过程，以近代科学术语解读传统思维，以现代医学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医学用语，将医学用语抽离原有背景，硬行翻译，甚至扭曲传统中医所包含的内涵。这种忽略中国医学历史和文化特征的错误，在上世纪70年代有所改观，缘自于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医药卫生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文化条件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一方面是中医经典的重新翻译，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中国医学史研究行列——这股思潮自本世纪初由台湾影响到大陆，如今，中国医学史俨然成为历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从中引发新视角、新问题和新方法，这无疑是中医西传后获得的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效果。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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