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在对外国学者的访谈中，巴得胜的采访相对“简单”：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侃侃而谈，谈汉学在欧洲整个发展历程，谈他对当代新儒家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欧洲接收到的中国信息日益增多，在此大背景下，巴得胜在选择大学专业时首次触电欧洲汉学。“十几岁是可以影响一生的年龄”，巴得胜的话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得到印证：1987年他曾在辽宁大学学习两年，而他目前供职于根特大学南东亚语言文化系中文部，同时身兼布鲁塞尔欧洲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比利时皇家海外科学院研究员、欧洲中国学学会理事、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多个职衔，在佛教阿毗达摩、般若学、新儒学等方面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巴得胜有两段经历值得一提，2005年6月，他曾随当时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访华；2014年3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巴得胜也出席了该仪式。

在采访中，“儒家”“影响”是巴得胜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两个词，一个代表了他的研究方向之一，一个部分表露了他的观点。儒学是欧洲汉学的起源，也是其核心内容，在巴得胜看来，儒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能看到增添了新内涵的儒家思想在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影响”，作为欧洲汉学家，巴得胜熟知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会越来越多，留给彼此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僵硬地、死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尊敬别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特点，坦诚地接受影响，这样才是人类共同和平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比利时根特大学南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

巴得胜：欧洲对汉学的态度在改变（之一）

文汇报：为什么儒学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学早期在欧洲传播为什么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巴得胜：欧洲汉学发展的早期，儒学与中国关系紧密，甚至到了“言中国必称儒家”的程度，有一些没去过中国的欧洲人描写中国，内容都来自于儒学方面的文献，因为当时儒家思想在中国非常盛行。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印象中，中国就是个儒家国家，儒家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文献便是儒家经典《四书》，最早被翻成欧洲语言的历史书是《通鉴纲目》，由朱熹及其弟子编撰，其中的儒家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欧洲汉学家。

欧洲最早看中国是通过耶稣会和一些传教士。《四书》翻译者就是耶稣会，使用的语言也是耶稣会的官方语言拉丁文，由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不一致，翻译《四书》等中国经典需要发明一些技术语言，这些语言明显受到当时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有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词汇受到天主教影响，正如佛教传入中国时，梵文翻译成中国古汉语，有道教、儒家的影子。

文汇报：能否介绍汉学目前在欧洲的发展状况？

巴得胜：随着中国的地位逐渐升高，欧洲对汉学的态度也在改变。汉学从一个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附属学科发展成为独立学科。

欧洲汉学家的工作范畴也在进一步拓展：此前，欧洲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几乎不出校园，科研成果对社会影响不大。但是现在有许多汉学家开始为政府工作，为外交政策的发布和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比如比利时外交部就聘用了欧洲汉学家，而汉学家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也经常会影响到学校的研究。总而言之，欧洲汉学正从纸上走到纸下，变得更加实用。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一些原本只专注于研究的汉学家也开始重视汉学的民间推广。

欧洲汉学家之间的合作开始增多。许多汉学家开始围绕一个主题共同编撰出版书籍，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专著颇丰。因为有了更专业性的研究，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改变，更多的欧洲汉学家开始与其他专业合作。

文汇报：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研究方式、研究的侧重点上有何不同？

巴得胜：两者的研究大同小异，区别在于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因此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从同一部文献中了解的知识也不尽相同，欧洲汉学家想了解中国某一段时间内的某个情况及时代看法；而从小就浸染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的中国学者可以联系一些当时的背景，从文献中看到欧洲汉学家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欧洲汉学家，我们研究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会自然而然地与同时期的欧洲做对比，中国学者更擅长历史时期的纵向对比，两方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这方便双方对研究领域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节选自《比利时根特大学南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巴得胜：欧洲汉学正从纸上走到纸下，变得更加实用》，刊2014年5月13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 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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