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文汇报联合开设“申康党委系统医务专家口述历史”专栏，进一步挖掘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赓续光荣传统，践行医者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绘就一幅幅党旗在市级医院一线高高飘扬的动人画卷。

口述人：胡兵，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上海超声医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患者去医院看病，对超声检查都不会陌生，但在大半个世纪前，这种基于超声波（超声）的医学影像学诊断技术却刚刚起步。我国的医学超声诊断研究起始于上海，上海起源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市六医院也被誉为中国超声诊断的发源地。

超声诊断医学竟源自偶然“邂逅”

说起市六医院的超声医学，不得不追溯到1958年。当时医院医学摄影室安适先生在路过南京路时，看到了橱窗里一台由江南造船厂吴绳武工程师1955年研制的工业超声探伤仪，引起了他极大兴趣。安适先生立即赶回医院向领导汇报，希望能用吴绳武工程师研制的仪器诊断疾病。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院长朱瑞镛的大力支持，及时与对方联系，借用了江南厂的设备进行人体试验。

1958年9月，通过大量研究后终于发现了病灶波形不同于正常组织波型，这就是超声诊断第一次在我国医学领域的应用。紧接着，朱瑞镛院长调集了相关研究人员，医院斥5000元“巨资”（当时企业八级工工资100元左右）购买了一台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成立超声研究小组。他们与吴工一起改进了适合于人体使用的探头，这就是中国用于人体诊断的第一台A型超声仪。正因为安适先生和朱瑞镛院长的“慧眼”，使得超声技术应用于临床得以实现。

很快，市六医院超声应用于临床的消息传开了，1959年4月初，朱瑞镛院长组织了上海市各大医院和有关工厂的超声诊断研究人员成立超声诊断研究协作组。也在那时，在原市六医院老院区的北京西路1400号那个灰白小楼的二楼东北角里，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由政府部门批准的超声研究机构——市六医院超声波研究室和我国超声诊断新技术第一个科技攻关协作组的办公室。

如果说1958年是中国超声医学事业发展的起点，1958年至1965年则是中国超声医学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1960年6月由中国科学院举办的第一届超声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安适先生在大会上作“超声波临床应用的初步报告”引发轰动，各地代表纷纷来市六医院参观。

紧接着，当年7月，上海超声诊断研究协作组内部刊出第一辑《超声诊断论文集》。同年，医院为了加强超声研究的力量，调任时为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周永昌担任超声诊断室副主任兼上海市医用超声研究组秘书，同时医院成立了超声医学研究室，并由周永昌担任副主任，后于1965年升任主任。

当时除了进行超声科研外，医院还抓了两件事：一是以上海市超声医学研究组名义编写《超声诊断学》，于1960年底编写完成，1961年出版；二是举办“超声诊断学习班”，将超声诊断技术推广到全国。“超声诊断学习班”一直延续到2000年，前后举办了22期，一个学习班能坚持举办40余年，这在中国超声诊断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此期间，市六医院的超声医学蓬勃发展，一直居全国领先水平。

先驱风骨为后辈留下宝贵财富

周永昌教授作为国家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指定的超声医学培训基地主任，至20世纪90年代举办各种学习班20余期，骨干学员超过2500人次，学习班的许多学员都已是各省市超声学科的带头人。周永昌等一批老教授、老主任们主编的《超声医学》影响了我国数代超声人。

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周永昌教授领衔作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在1986年被评为“中国十名最佳超声医学专家”之一，1988年荣获国际超声医学历史会议“超声医学先驱工作者奖”。

周永昌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和人生引路人。1984年我来到市六医院参加由卫生部委托周教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超声图像诊断进修班。为期6个月的学习班中，我有3个月时间跟在周教授身边，可视化超声的直观表达，让我这个从事普外科的外地小医生感受到了医学另一个层面的魅力。周教授精湛的技术、对病人的体贴入微、忘我的工作精神也让我感触良多。半年的学习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

三年后，我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生，正式拜入周教授门下。读研时，周老师对我说，你在学业上要做到“三会”：会做、会写、会说。会做就是要做到技术精湛；会写，就是要会研究，创造新的技术去解决原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会说，就是去传播技术，做好老师，让更多人掌握这些技术，使更多患者受益，这是群体效应。

学业上，周教授要求我们多了解临床，千万不能仅局限在单一超声专业上，只有更多了解临床，才能更准确诊断疾病，从而更好为临床服务。经他安排，我将近有四年时间每周一次参加上海泌尿外科专家会诊咨询活动。

周永昌教授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多学习理工知识，因为超声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他为我们选定了可给学分的跨校转移课程，我研究生有一年时间是去复旦电子工程系听王威琪教授的超声理论课。

我毕业后留在市六医院工作，从1990年直至他仙逝，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当我成为学科主任时，他已78岁，而每当我遇到新问题时，他总会为我指点迷津。当我从周教授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市六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后，更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教育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维度，融入了人才培养、学科传承及人文文化。我们设立“周永昌奖”“周永昌超声医学教育奖”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擦亮“王牌”服务天下患者

我一直以周永昌教授为榜样，1998年从他手上接过主任的担子，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学科依然不断获得新发展。如今，超声介入治疗成为市六医院的一张“王牌”，我认为其中原因既有前辈们奠定的厚实基础，也有来自于患者的信任。很多时候，医生和患者是相互成就的。

记得十多年前，一位71岁的台州医生向我求助，原来他身患前列腺癌多年，经很多治疗都无效。他听说我的超声介入消融肝癌很有一套，赶来找我。看了这个患者，我挺为难，既要处理前列腺癌灶，又要保护好前列腺里的尿道，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病人态度坚决，看到患者的决心，我也受到鼓舞，结合多年的外科经验，设计了手术方案，最终将病人的前列腺癌彻底灭活。

在临床医学界，市六医院腹部超声尤其是泌尿超声介入诊疗，拥有较高声誉，吸引全市、全国的疑难杂症病人纷至沓来。其实，很多创新灵感就是源于久攻不下、几乎放弃的难题。目前，六院超声除了传统品牌诊疗外，在骨关节神经超声、女性盆底功能障碍超声诊断及康复评估、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消融治疗肿瘤（子宫肌瘤、骨肉瘤）、HIFU止骨疼等超声亚学科领域中，均取得不小突破。

市六医院超声医学科的强大，还源于打造的一支令业界称羡的国家级人才团队。这些年，医院超声团队学术硕果累累，科研方面更是一举拿下两项科技部“数字诊疗”重点专项。超声技术由于没有辐射，费用低廉，灵活机动，推广意义很大，所以我们近年一直在做区域分级诊疗的事，已有上海-台州长三角超声分级诊疗系统，我们还在思考怎样将它复制辐射到更广大地区。

（唐闻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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