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印章：打捞失落已久的古印度文明

 

世界史如何通过器物来撰写?正于北京展出并且6月将移师上海的大英博物馆百件文物全球巡展试图对此进行呈现。

 

全球巡展脱胎自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BBC合作的广播节目《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从大英博物馆800万件馆藏中精选出100件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全面展现人类200万年文明史。当时，这档节目即已创下BBC收听纪录。历经4年时间编撰的同名图书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也掀起阅读热潮，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亲自撰写，动员100多名馆员、400多名专家，中文精装典藏版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

 

大洪水记录板、霍克森胡椒瓶、海德薇玻璃杯、刘易斯棋子、北美鹿皮地图……大英博物馆用以串起世界史的100件文物，遍布世界五大洲，竭力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均有所顾及。它们不一定是闻名遐迩的艺术品，也不一定珍稀非常，但每一件都包蕴着充足的历史信息，很多甚至踏准了几个文明之间发生勾连的历史中枢点。它们投影多元文明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平等看待人类曾经存在和当代仍然存在的各种文明，也在启迪人们发现且珍视每种文明自身的价值以及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印度河印章，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出土于哈拉帕遗址

 

大英博物馆此次带来的出土于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其馆藏中数量不在少数。它们用滑石制成，仅有邮票大小，看似不起眼，却意外打捞起了失落已久的印度河文明。

 

这些印章距今近5000年，雕工精细，刻有美妙的动物图案，似乎用来表明财产的所有权，或者签署文件时用。它们中最早的一枚，是1850年代在当时英属印度的哈拉帕附近发现的，雕刻着类似独角兽的母牛形象。此后半世纪，先后又有3枚类似印章出现。

 

直到1906年，印度考古所所长马歇尔注意到了这些印章，下令对印章的出土地进行发掘。果然，1922年，考古队在印度河谷下游发现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座古代大型城址，大量类似印章随之出土。尔后，浮出水面的古印度文明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它们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几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同样古老，将古印度历史大幅向远古推移——此前学界认为古印度的历史是从公元前1000年后期开始的。

 

麦格雷戈援引专家研究透露，当时，古印度的这两座城高度发达，人口均在3万到4万之间，城市呈细致的网格状分布，住宅经过仔细规划，拥有家庭管道系统在内的先进卫生系统，几乎是现代城市规划专家的理想。令人意外的是，在发掘出土的文物中，人们没有找到当地人曾与敌人交战或受到战争威胁的证据，没找到太多武器，也没找到防御工事。这似乎意味着当地经历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立文明的方式。

 

人们揣测，于此出土的大量印章或许也藏着破译印度河文明的密码。印章上除了有动物图案，还有一些符号，有的像矛，有的像盾牌，还有的像火柴人。它们究竟是数字、标志、符号还是语言，迄今人们未能准确辨认，却有理由判断，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印章上常常出现的孔，则让人揣测它们当年可能被主人随身携带，也很可能用于标识贸易货物。

 

下于茨酒壶：代表着欧洲史的全新篇章

 

下于茨酒壶，存在于约公元前450年，发现于法国东北部摩泽尔河

 

几与帕台农神庙同时期的一对精雕细琢的酒壶，可谓了解早期欧洲中西部社会的关键物品，弥补了这一时期欧洲中西部没有文字留存的遗憾。90年前，这对酒壶被发现于法国东北部的洛林，接近下于茨镇，因而得名下于茨酒壶。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认为，它们的出现代表着欧洲史上尚未被人发现的一段全新篇章。

 

 

 

即便在今天看来，下于茨酒壶造型之奇特、工艺之纯熟都让人眼前一亮。它们有着尖尖的壶嘴、宽阔的壶肩，壶身往下逐渐变窄，顶部多种动物集聚一处尤为抢眼——弯曲的壶把是一条身形修长的狗，嘴里含着连接壶盖的链子，壶盖两侧也各躺了一条狗，这三条狗都将注意力投向壶嘴一只小鸭子上。这是与地中海沿岸各地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似乎表明当时的欧洲中西部已经具备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和高超的设计能力。

 

这对酒壶所承载的信息还不仅于此。它们所运用的材料其实来自欧洲大陆各地以及地中海沿岸，比如制作酒壶的青铜需要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铜和遥远的西边康沃尔郡的锡，每只酒壶上超过120片珊瑚，极有可能来自地中海。它们所呈现出的独特面目其实也是多种文明的结晶，比如酒壶这种容器形态是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人们创造出的，壶底的花样在布列塔尼至巴尔干一带很普遍，壶上也有形状受到古埃及艺术品中棕榈叶的启发。

 

在一个豪华墓葬里，下于茨酒壶是与双轮战车、丝绸、鞋帽等许多宴会需要的物品一同出现的。它们还原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日常。从已知的各种信息和考古发掘来看，当时的欧洲中西部尽管没有出现幅员辽阔的帝国和城邦，也没有文字和货币，人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但这里拥有着发达的贸易网络，当地人视野开阔、生活富裕且品位不俗，创造了凯尔特文明。

 

仪式性球赛腰带：在古代中美洲，球赛不仅仅是一项竞技

 

仪式性球赛腰带，存在于100年至500年，发现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

 

发现于墨西哥的这件形似大型石制马蹄铁的展品，不仅看得今天的观众一头雾水，1860年它初到大英博物馆时也曾让研究人员有点懵。据麦格雷戈透露，直到50多年前，研究人员才恍然大悟，这竟然是一根石制腰带，在古代中美洲的球类运动中用于保护臀部。

 

当然，这根腰带似乎太重了点，重达40公斤。有专家指出，这样的石制腰带主要是在比赛前的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象征着比赛中人们真正会使用的腰带——只不过后者都是用不耐久的材料制成的，没能留存至今。它所映射的，更有近2000年前曾在中美洲流行的文化与社会景观，神秘而辉煌的玛雅文明。这才是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

 

当时，比赛用球能够上下左右弹射，所用的材质是颇有弹性的橡胶。这类橡胶球的重量通常在三四公斤到15公斤之间，很沉，而球却需要保持在空中传递，最终落在对方的球场上。球员不能用脚踢、也不能用手或头碰球，而是用膝盖、大腿、肩和肘部触球。因此腰带是必要的护具，一方面要求坚固，能够帮助球员分担橡胶球的重击，另一方面又要求轻巧，让球员在赛场上行动自如。为举办这样的球赛，当地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修建的场地，大多为长方形，部分带有能让球弹回的长斜墙，观众可以坐在顶部观看比赛。

 

甚至于，在古代中美洲，球赛不仅仅是一项竞技，还被更多地用于祭祀，在当地人的信仰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在玛雅文明中被视为地母化身的蟾蜍出现在仪式性球赛腰带外侧，透露出一条重要的线索：腰带上刻的种种动物，可能都是某种大型仪式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激烈的比赛或许象征着生与死两股巨大力量无穷尽的争斗。

 

贝宁饰板：不为人知的平等贸易，揭开非洲文明另一面

 

贝宁饰板，存在于1500年至1600年，来自尼日利亚贝宁

 

窥见非洲文明，不是只有木乃伊、法老雕像、棺椁等代表的古埃及文明。500多年前，精美程度超出人们的意料的一组贝宁饰板，见证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平等贸易，揭开非洲文明的另一面。

 

 

 

这组贝宁饰板来自16世纪的贝宁帝国，A3纸大小，以黄铜作为原料，采用深浮雕方式制作。贝宁帝国始建于10世纪，曾经兴盛一时，存在时间长达800年，如今属于尼日利亚地区。贝宁饰板的画面尽显对于贝宁统治者的歌颂，不经意间其实也透露出当时的贝宁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第一批欧洲贸易伙伴的。比如此次大英博物馆带到中国的这块贝宁饰板，总共刻有5人。画面中央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国王，国王两旁则是同样威风凛凛的大臣，穿插在这三位“主人”帽檐之间的，是两位葡萄牙商人，短小精干，神情有些诙谐。

 

葡萄牙人是第一批经海路到达西非的欧洲人，并和此后加入商贸竞争的荷兰人、英国人一起源源不断给贝宁带去世界各地的商品，如印度洋的货贝、地中海的珊瑚、远东的布料，也包括贝宁饰板所需的原料黄铜——这来自欧洲。有研究表明，当时贝宁在与西欧的这场经济贸易中其实占据着主动权———黄铜饰板被贝宁严禁出口，仅允许留给统治者使用，它们常常挂在宫墙上，如同壁毯常常出现在欧洲宫廷，而来自贝宁的象牙雕刻却闻名欧洲。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16世纪的贝宁帝国在方方面面均到达鼎盛状态，一点也不逊色于欧洲宫廷，有着清晰、谨严的组织架构。贝宁饰板在专家看来也完全是西非独创的艺术，并未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些都着实令人意外。

 

这些中国文物,缘何在世界史闪耀

 

大英博物馆用以串起世界史的100件文物中,来自中国的多达10件,如西周的康侯簋,战国的铜钟,汉代的漆杯,唐代的墓葬俑、传丝公主画版,元代的青花对瓶以及明代的纸币等。

 

西周康侯簋：背后的礼仪文化值得深究

 

西周康侯簋，存在于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发现于中国西部

 

单就艺术的精美程度，制作于约3000年前的西周康侯簋已让世界惊艳。直径约27厘米的这件青铜器，有着两个大把手，每个把手都是一头长牙尖角、大方耳的猛兽，正在吞噬一只小鸟。麦格雷戈说这样的作品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制作。在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技术、时间与费用，使得它们价值昂贵，地位崇高，可用于最庄严肃穆的场合。

 

真正让它从世界文明长河中脱颖而出的，或许更因其背后的礼仪文化。

 

与人们熟悉的四羊方尊中的“尊”、后母戊鼎中的“鼎”、皿方罍中的“罍”类似，西周康侯簋中的“簋”也是一种礼器。它们供古代中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中使用。这是中国最重要也最常见的古代宗教仪式。礼器之间有实用功能的区别———不同尺寸的青铜器，可能有点像现代厨房里一套大小不一的锅碗瓢盆，每一件有不同的用途，用来存放不同的物品。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有形制规格的区别。比如西周时代，簋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当时的人们相信，如果食物酒水准备得当，逝去的祖先便能享用，并会因此保佑子孙后代衣食丰足。

 

 

 

除了是祭祀用品，簋和很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样，也是权力工具。器身上的铭文，透露出了很多信息。西周青铜器铭文常常记述周人对商人的最终胜利，传达所有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的成就，并提出“天命”以强调现世的皇权。如今，它们成了了解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比如这一西周康侯簋上的铭文就是证明海内康氏以封国得姓的难得一见的实物资料。

 

铜钟：和谐之音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理想

 

铜钟，存在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00年，发现于中国陕西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只铜钟，外形如啤酒桶大小，钟身通体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悬挂铜钟的把手则是盘踞着的两条华美的龙。它当属一整套编钟中的一只。

 

编钟代表的可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光辉成就，乐律学达到的高度水平。这一中国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由若干大小不同、用青铜铸成的“钟”组成。它们按照音调高低依次排列，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能发出不同的乐音，最终演绎古今中外名曲。要知道，现在人们能听到的欧洲音乐，历史通常不超过五六百年。而春秋战国编钟敲响的乐音居然回荡了约2500年。

 

不过，你以为麦格雷戈选择春秋战国铜钟，只是为了告诉人们约2500年前中国乐律学达到的高度吗？

 

事实上，更令人景仰的，是由春秋战国铜钟引出的孔子时代，这个时代孔子所提出的和谐社会观念。

 

孔子是看重音乐的，他认为音乐是个人教育中的重要部分，也能帮助塑造一个国家。麦格雷戈所理解的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许正是这种思想，让铜钟具有了哲学意义：经调试过的铜钟依次奏响，乐声丰富而和谐。和谐社会是德行高尚的群众共同努力、互相补足的结果。哲学家很容易从这些音阶分明、乐声和谐的铜钟里看出理想社会的隐喻。每个人都应各司其职，与大家通力合作。

 

传丝公主画版：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故事不该被遗忘

 

传丝公主画版，存在于600年至800年，出土于中国新疆

 

东方的丝绸技艺是如何向西传播的？约1300年前流传至今的一块厚木板，或许就记录了与此相关的故事。这块木板名为传丝公主画版，被大英博物馆视若珍宝。在麦格雷戈眼中，这是丝路文明的重要证物。丝绸之路将太平洋与地中海连成一张贸易网络，这条路上运输的货物除了奇珍异宝——黄金、宝石、香料、丝绸，还有故事、思想、信仰、技术。

 

19世纪末，传丝公主画版在中国西部和田地区一个废弃的寺院里被发现，已在黄沙中掩埋了千余年。在画版发现者斯坦因的解释中，画版中的故事与千余年前这里一个名为于阗的绿洲国度有关。8世纪，于阗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不仅为往来客商提供水与食物补给，同时也是丝绸生产的大国。这里之所以掌握了出自东土的丝绸生产技艺，与东土远嫁至此的一位公主有关。相传当时在公主的母国，蚕种被禁止出口，丝绸生产技艺也被视为机密，公主却想把丝绸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新子民，于是临行前将蚕茧、桑树种等制丝需要的物件统统藏在了凤冠里。侍卫不敢搜公主的身，就这样，丝绸生产技艺传了出去。今天人们看到的传丝公主画版上，中央确有一盛装的贵妇，据说这就是传丝公主，她头戴精美的冠冕，左边一位仕女动作夸张地指向公主的冠冕，似乎预示着其间的秘密。

 

斯坦因其实是在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东国君女将蚕种带入于阗的记载来解释画版上的图像。尽管对此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幅画画的不是传丝公主传丝的故事而是弘扬佛法的佛教故事，然而丝绸之路上那些文明交融的故事总是不该被遗忘的。

 

明代纸币：超前的信任纸，映出现代货币与信用体系

 

明代纸币，存在于1375年至1425年，来自中国

 

距今约600年前，在与中国明代同一时期的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人们使用的还是金币、银币、铜币等传统金属货币，其固有价值可以通过重量来判断。纸币却在中国通行着，成为当时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人们称之为“飞钱”——“会飞的钱”。

 

明代纸币始造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比今天的纸币大多了。铸钱通常是一代皇帝铸一种年号钱，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纸币却只发行了一种，统称为“大明宝钞”，面值分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几等。

 

事实上，“大明宝钞”并非中国最早通行的纸币。早在千年以前，一种名为“交子”的纸币就曾在北宋前期的四川地区通行。不过，明代纸币已经足够令世界震惊。

 

纸币被麦格雷戈视为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发明。纸币轻巧，便携，尺寸较大，允许记载大量文字与图案，这些都是金属货币不能及的优势。它们非比寻常的价值更在于表明价值的方式——在纸上印出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有与它注明金额同等的价值。这简直是超前的信任纸，映出现代货币与信用体系。它们所昭示的，还有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它所承担的种种职责。在恰当的操作管理下，纸币能成为高效率政府的强大工具。

 

麦格雷戈还援引历史学家提摩西·布鲁克的研究表明自己的惊讶：明朝开国皇帝希望儿童掌握基本的读写和运算能力，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在他看来，识字的好处之一是有利于商业运作——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同时也有助于培养道德观。当时中国社会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阅读纸币上的文字，与同时期欧洲社会相比，这实在是项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