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专家认为，好的版权制度应当追求利益平衡，而非片面保护某一方的利益;它应该像一架天平，利用规则砝码，既能促进知识创造，又能促进知识分享，以此推动社会进步

　　一批知名作家与百度文库的版权之争渐渐有了平息之势，但争议汇聚出的一个焦点话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互联网时代需不需要版权制度创新?应该如何创新?

　　纠结已久

　　版权制度与技术进步，从来纠结在一起：一项项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信息流动不断加速，而版权制度总试图对信息的流动施加控制。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版权制度因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生。活字印刷术正是一项促进信息流动的技术。此前，复制书籍异常复杂和昂贵，出版不可能成为产业，盗版无从谈起。教会和王室为控制思想和新兴的出版业，推出了早期的版权制度——只有特许，才能出版。那时，版权的含义首先是出版权，而非著作权。到18世纪初，出版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版权从文化管制手段转为财产权利，也从出版商那儿更多地转移给著作者，现代版权制度渐渐成形。数百年来，制度日臻完善，受到普遍尊重。上世纪尽管出现了电子音像技术和产品，但并未动摇其基础。

　　但互联网之于信息流动，堪称真正革命性的新技术，它颠覆了传统格局：以博客、播客为代表，谁都可以敲打键盘挥洒创意，读者和作者角色经常互换，边界变得模糊;出版商在传播中的作用和价值迅速下滑，因为原来需要借重他们才能完成的从作者到读者的流程已大大简化;更微妙的是，在内容极大丰富、传播极大便利之后，网民几乎时时刻刻都可能冒犯版权，加上开放、自由、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深入人心，版权制度的尊严受到了极大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说，版权理论始终存在一个矛盾——权利人希望法律给予他们较多的独占权利，而使用者则希望法律对这种权利施加更多限制。这个矛盾从知识产权制度诞生起就表现得尖锐，而随着每次新技术革命不断加剧。斯坦福大学教授、久负盛名的网络法律专家劳伦斯·莱斯格说，如果以传统版权法来界定，70%的美国孩子都是“罪犯”。因此，与其坐视人人变成“弃法者”，不如顺势造就一个新规则。

　　利益天平

　　知识产权研究者都认同，版权制度应当追求利益平衡，它绝非为片面保护某一方的利益，而应像一架天平，利用规则砝码，回应作者、出版商、读者等的各方关切，最终塑造一个机制，既能促进知识创造，又能促进分享，以此推动社会进步。

　　传统版权制度似乎藏着一句潜台词：牺牲读者的自由复制权，确保对作者和出版商的激励。

　　主张版权变革的人因此认为，它过分保护了大出版商、大软件企业、大唱片商，在互联网时代影响着社会进步。劳伦斯·莱斯格指出：“今天，法庭和大公司正试图一起瓜分网络空间，设置重重藩篱。他们摧毁着互联网的潜能……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里，少数人将控制多数人的接触、控制内容，公共地盘化为乌有。”

　　按照“平衡论”，不妨再次审视数字出版的利益天平。如今，读者正试图争得更多权利，他们振振有词：互联网时代，开放和分享对知识创造、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远大于过去。同时，作者和出版商不再是“连体婴儿”，他们的利益开始分离。存在价值日益被互联网削弱的出版商，是否应当放弃一些特权?值得斟酌;而原创者依然值得保护，但或许也要谨慎行事。此外，互联网还孕育出了版权新玩家，比如谷歌图书馆、盛大文学，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尚在博弈中，百度文库也属此列。

　　百度文库事件中，一位名叫王佩的专栏作家说，他曾主动上传自己的一本书，因为已不可能再版，愿借网络免费传播。但百度妥协并大规模删除版权内容后，他的书也消失了。王佩的遭遇表明，数字版权的利益天平是多么难以把握——即便作者，诉求也有不同：知名作家牵头声讨百度;而更多未成名者却需要互联网来传播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过去愿意不要稿费甚至自己贴钱出版纸质书。

　　分享机制

　　面对数字革命的兴盛，版权制度一直在调适应对，但变革不会轻而易举。此时，对公众、媒体和立法者来说，倾听理性的声音、不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尤为重要。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权利人(作者、出版商等)和读者应当建立一种良性的利益分享新机制。但分享利益绝不会像分享阳光那般温暖。传统势力在新形势下正竭力维护旧有地位，他们拥有实力和话语权，同时试图占据道德高地。但版权向来只与法律和利益挂钩，与道德无关，更何况剧变时代，关于版权需要重构是非观。劳伦斯·莱斯格说，1930年，美国出版了10047种图书，到2000年，其中只有不到2%仍在印刷再版，但正是这2%，被拿来作为严苛的数字版权规定的理由——要求所有书籍必须走完严苛程序，才能被数字图书馆收录，哪怕绝大部分的商业价值已几乎为零。此外，新兴力量间也互有冲撞，盛大文学指责百度不尊重版权，数字出版者则对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过高的分成要求耿耿于怀。

　　声讨百度的出版商说，免费将使作家失去热情，最终让人无书可读。但古今中外，反例比比皆是：洛阳纸贵的故事里，百姓应该是被允许自由传抄《三都赋》的;杜甫的窘迫晚年表明，这位具备畅销作家潜质的大诗人并未挣到足够稿费，但再穷他也写诗;当今，《维基百科》是由无数志愿者义务编撰而成……

　　也许，免费可以是互联网时代经营版权的一种选择。杀毒软件本是一个堪称暴利的版权产品，但免费的360迅速崛起，把付费对手逼到墙角，它的赢利模式是靠庞大用户群吸引广告，以及占用户数1%的付费服务体验者。甚至现在积极声讨百度文库的作家——《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慕容雪村和《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成名作当初都是免费上网的，积攒人气后才靠纸质书收获了丰厚版税。以此来说，只要有创新，免费也有望“绕着弯儿”赢利。

　　刘晓海说，版权立法和司法应该引导行业发展：“跟技术对着干的法律没一个能成功。”美国对数字版权的保护似有松动之势，去年新修订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让破解iPhone保护机制的“越狱”行为合法化了，而这套保护机制，曾是苹果用以维系其软件商店的重要手段。

　　无论如何，百度有错，错在以其强势摧毁利益天平，并试图独占利益。但我们若停留在“打”百度的层面，“打”不出版权制度创新、各方皆大欢喜的春天，更会误伤了互联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