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方祥收下第二天要穿的衬衫，就准备睡了。从上午8点到次日清晨6点，迎接他的是长达22小时的“随机任务”——转运阳性感染者。

这样的生活，方祥已度过了一个多月。方祥是上海申花汽车服务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3月28日，包括他在内的10名志愿者和6名后备志愿者，成为黄浦区疾控中心的“编外人员”。只要电话响起，他们就驾驶120救护车，穿梭在阳性病例出现的小区与方舱、定点医院之间。

感染者、家属、社区干部、医护、保障人员……在咬牙坚守的一个个22小时班头中，他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平凡人的默默坚持。正是这些，支撑起这座城市在疫情面前的坚韧。

报到仅一小时，“第一单”就来了

上海申花汽车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陆建一介绍，3月27日，公司公众号发布了一则黄浦区疾控中心志愿者招募通知：亟需会开手动挡汽车、有B类驾驶证且接种过疫苗的志愿者驾驶该院120救护车。仅一两个小时，就有24名符合条件的司机报了名，最后公司挑选了6名员工作为第一批志愿者。。

“没多想就报了名”的方祥，当天下午就接到公司电话，通知他尽快“收拾好所需衣物”。当晚，他匆匆告别家人，从位于浦东的家赶到黄浦区疾控中心附近的一家定点酒店。3月28日上午8点，根据安排，方祥和5名同事作为公司“疾控专班”第一批志愿者，接受了黄浦区疾控中心的防疫培训，并学习如何穿脱防护服。刚过9点，方祥的“第一单”就来了。

“是个外籍人士，我俩完全语言不通。”方祥对“第一单”印象深刻。他只能循着名单上的门牌号找到了这位居民，所幸疾控中心、社区干部早就与对方联系过，他比划了两下之后，把对方带上了车。

有了这次经历，方祥掌握了转运工作的各个细节。比如，找到人后要拉出疾控的名单核对姓名、目的地，他也会现场给对方打个电话以作确认，“只要对方手机响，就肯定接对了”。

“那一刻，我体会到和死神‘抢人’的感觉”

让方祥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黄浦区某医院。当时，他正要转运一名阳性感染者，忽然接到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告知他该院有个危重病人需要转院。紧接着，就看到医护人员抬着担架送来一位浑身插着管子的老人。“我那次真是拿出‘飙车’的劲了，就想快点再快点。”方祥说，那一刻，驾驶着120救护车疾驰的他，终于体会到与时间赛跑，和死神“抢人”的感觉。

和方祥一起转运病人的还有队友梁崇。一次，他的车上转运着几名阳性感染者，有七十来岁的老人，也有年轻人。互不相识的人们一路聊天，隔着挡板，梁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下车时，他发现老人脸上有了笑意，还和年轻人约定：去方舱“比赛”，看谁先出舱。

在负责转运的一个多月里，方祥和梁崇常常被陌生人之间的暖意所感动。许多老年患者容易焦虑、担心，同车的其他人总会主动去安慰他们。到了方舱，如果赶上人多要排队，也会有人站出来帮着安抚老人的情绪，照顾他们。

“丈人过世，我隔了15小时才给媳妇回电话”

在梁崇的印象中，4月16日那天最难忘。当天下午2点多，他快到病患小区门口时，正准备给对方打电话，却收到了远在河南老家妻子的微信，告知他丈人因突发疾病刚离世。梁崇一下子懵了，但他只匆匆给妻子回了一条“忙完打给你”，就照常工作了。

“只能这样。”梁崇说，妻子知道他在做志愿者，怕打电话影响他驾驶；他则担心疾控或等待转运的病患给他打电话，“我手机不能因为家里的事情占线”。

由于救护车只能承接个位数的病患，“疾控专班”志愿者们的一天，就在接单、转运、回岗的“循环”里连轴转。哪怕是午饭、晚饭时间，也随时会有转运任务来。那一天，梁崇一共跑了10单。等送完最后一车病人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3点，而后再神经紧绷地待命到清晨6点。在等待上午7点核酸检测的一小时里，这个28岁的大男孩忍不住哭了：老丈人身体一直很好，他对千里之外妻子的崩溃和打击感同身受，但又无能为力。做完核酸，在收到信息15小时之后，他终于利用工作间歇给媳妇回了电话。梁崇说，他现在最希望疫情快些过去，能早点回老家陪家人。

“应该就快回归正常了吧！”方祥也有这样的感觉。从家里来时，他带了两件毛衣、一件棉袄，不料天一热，都穿不上了，酒店保障人员借了他一件衬衫。收完这件“工作服”，他用手捋着抖抖挺括，“希望哪天接到电话说任务结束了，我就把这件衣服干干净净还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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