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吃了一辈子苦。他从胎里便跟着我的外祖母服药，天生恶疮，经年不愈。每年暑热间犯症，总靠本乡一个妙手的郎中给药医治。这位罗姓先生，治疗小儿症疾，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然而未及治愈，罗郎中去世。外祖母得知消息，垂泪良久：“罗先生走了，阿二往后可怎么办？”好在夏天过后，大舅的恶疮居然痊愈了。外祖母深以为幸。

然而大舅自小并无半点孱弱孩子的习气，倒反生得精瘦结实，且顽劣异常。他长到五六岁上，但凡村子里小孩捣蛋闯祸的事情，往往少不了他的份。偷桃摘李不用说了，好端端路过一片番薯地，偏要拿根长长的细木鞭子，一下一下，把路旁的番薯藤抽碎。于是今天东家来告状，明天西家来讨账。我的外祖母只好一一赔礼道歉。毕竟是瓜菜地里的一点子小事，众人又皆知外祖母的好脾气，来时虽气势汹汹，走时总都烟消云散了。

有一回，又有人来家里告状，这次闯的祸非同小可。原来大舅把学校礼堂墙上贴着的一个金色的大“忠”字，顺手撕掉了一角。学校安给他的罪责不小。外祖父待儿子一向严厉，又因丢了教职赋闲在家，心情本就极差，听得此事，怒上心头，一把拎起大舅，顺手直掼上平屋的屋顶。大舅顺着屋檐滚落下来，仆到地上，一时不知生死。告状者见此情形，不好再多言语，没声响地退走了。这桩祸事后来也就没人再提起。

大舅这一摔，直摔得半条命也无。第二天，脑袋肿成平时两倍大，眼睛只剩了两道细缝。但他居然又神奇地恢复过来，依旧生龙活虎地在村子里闯荡。

我的外祖母病逝时，母亲十五岁，大舅九岁，小舅六岁。姊弟三人相依为命，熬到成年。大舅长成了一个精瘦高挑的壮小伙子，有田有地，自立门户了。

那是实行分田到户不久后的初夏，我还不满两岁。一日午间，母亲哄我睡下，打算趁此空隙，摇船到湖对岸的秧田里，去栽上一个钟头的秧苗。苗栽到一半，天色骤变，一时狂风四起，暴雨淋漓。待她匆匆赶回湖岸口，原先撑来的船早不知给谁趁乱摇走，避雨去了。大雨直灌下来，田头空无一人，母亲有些不知所措地扶着一根电线杆子，一面忍受着随雨水渗进衣裤的寒气，一面忧心我会否醒转下床，为了找她，从木楼梯上滚落下来。风大极了，一向文气的白马湖面居然给吹得立起青黑色的浪头，从浪尖上翻出白色的泡沫，在尖锐呼啸的风声里被吹卷起来，又飞溅回水里。

不知道大舅是什么时候来到对岸的。母亲看见的时候，他已经解开一条大船的缆绳，跳到船尾，飞快地摇起橹来。船头顶着风浪，行进得极为艰难，搏过几个大浪头后，咔嚓一声，橹断了。船在湖中央飞快地打起旋来。大舅将手中剩得的半个橹身往湖里一掼，奔向船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以手带索，居然凭着游泳的蛮力，硬是在风浪里将大船直拖到母亲站立的岸头。等人上了船，又愣是拽着带索拖着船，泅水回到对岸，就这样从大雨里接回了母亲。

这湖的两岸，有近百米宽啊。母亲忆起这桩旧事，每每落泪，叹说一人一命，大舅是这般刚硬的命，一辈子豁出力，一辈子吃尽苦。他的气力，轻易压折不了，一旦折去，便是硬生生两断。

我小时候听母亲转述大舅的这些往事，并不觉得他吃苦，倒在心里把他当作一个传奇似的英雄。他还卖过棒冰。那是改革伊始，人人忙着去寻补贴家用的新活计，大舅年轻轻的，也想找个挣钱的门道。不久，他便弄了个木头箱柜，柜面漆成浅蓝色，又请外祖父以红漆工工整整地书上“棒冰”二字，正儿八经卖起冰棍来。那个箱柜，后来长年摆在我家旧屋里。母亲说，当年大舅就用脚踏车驮着这个箱柜，在邻近的村子间穿行，叫卖棒冰。这在小时候的我听来是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啊。大热的暑天，卖棒冰的骑着脚踏车，拖长了语调，神气地吆喝：“棒———冰———来!棒———冰———来!”可惜大舅卖棒冰时，我还不曾记事。母亲说，每听到他的吆喝声，总会抱我出门去看。大舅停下脚踏车，从柜里取出一支棒冰，揭去包装，放到我的嘴边。看我一舔之下，冻得一个激灵，他便哈哈大笑。

然而大舅卖棒冰的生涯并不久长。他生性豪爽，朋友遍地，一箱棒冰骑出去，总是分的多，卖的少，很快连本赔光，棒冰箱也终于搁置在阁楼上。

不久，大舅响应号召，到川边务工去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也在一项五金生意上立住了脚。几年后，他与舅妈一起来到乡下，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出生。然而未及喜庆，大舅妈因产后染疾住院，病势益重。他们的孩子长到六个月，却在一天夜里噎奶窒息，意外夭折。几个月后，大舅妈也病逝了。

我的大舅，我忘不了他圆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在老屋的院子里悲痛地嚎叫，直嚎到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我骇得躲进屋子里去。我不晓得他该怎么站起来。

然而大舅又站起来了。他回到了川边，重新开始生活。

一晃三年，在乡下再见到大舅，他已穿一身体面的西装，身边又有了一位美丽温婉的妻子。几年下来，他在川边一带闯出些名堂，生意做得红火，也结交了新的朋友。大舅妈正是其中一位好友的妹妹。我真喜欢这位舅妈，她的眉眼和声音都是那样软软的，柔柔的。外祖父的那一溜略显灰暗的平屋，惟有大舅的新房，推门进去是这样的喜气洋洋。梳妆柜上的白瓷瓶里亭亭地插着一束彩绸花，雕花的床架上也结着一圈喜绸的小花。我赖在房间里不肯走，居然给大舅妈留下来，在这里宿了一夜。晨起时分，我们赖在床上，大舅妈侧过身来，一面和我说笑，一面拿指尖笑吟吟地点着大舅脸上的痣粒。这样的亲昵叫我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却又喜欢得要命。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寄回来一张张眉清目秀的相片。我们新鲜而雀跃地传看，再夹进外祖父的相册里。

再后来，传来了大舅罹患肝癌的消息。照医生的嘱咐，他带全家从重庆回到乡下，准备在这里休养一番。主治的医师正是舅妈的兄弟，他的连襟。他一面宽解大舅，叫他好生服药调养，一面暗配了多支杜冷丁，预备病情恶化急用。大舅尚不知自己已病入膏肓。煤炉子上炖着中药，他笑眯眯地，给我讲药方里的门道：“这里头的一味藏红花，有奇效。”他的兴致极好，与小舅一起带着我们一帮大小毛孩，游杭州西湖，游绍兴咸亨酒店，又去商城给每人挑买礼物。那段日子，我从未见他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常常也忘了他是个病人。直到有一天，他住进了省城医院的重症病房……这一回，大舅没能再站起来。

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年一年，大舅墓前碑石的簇新日渐黯淡，关于他的那些记忆却从未在我心里褪色。我永远记得的是他清瘦、刚毅、不服输的眉目。一辈子，生活的巨石是那样向他直压下来，他像一个持盾抵挡的武士，一再屈下膝盖，终又站立起来。轰然倒下的时候，在我的心里，他还是那个了不起的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