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条主干道中间，有十条平行的巷。每一条巷，都把主干道“大街”和“西平路”连在一起。这是潮州著名的十大巷，从小我就听过用这十个巷名组成的顺口溜“油灶义兴甲，家石古郑庵”。

那天晚上本想经由郑厝巷，从大街走到西平路去。走到郑厝巷尽头，却发现一座曲折的院落。金银花藤从老旧的墙头蔓延出来，昏黄的路灯殷勤地挂在上方，仿佛那株花藤是它邀请出来的。

很显然这并不是典型的潮州古民居。典型的潮州古民居有着端庄的讲究，四点金啦，下山虎啦，檐上如何地板如何。但眼前这院落建筑方式既不完整也不标准，明显有着对经济、地形以及历史变迁的妥协。我偏爱这妥协：断墙有高有低，低处可以窥见里面的石榴树和桑树，高处则让人有美女蛇之联想。破落处很重要，拐角处也很重要，各种拐角形成的小空间，也许就是一个家庭重要的储藏间，甚至干脆就是一个仅仅三平方米的客厅。

在这个优美的场景里暂时忘记了目的地，直到另一个路人过来，指点我，从旁边的一条路可以拐到古厝巷，然后再由古厝巷通到西平路。我从善而流。

对，这就是潮州的诗意片刻。

这一年常回这座小城。走在路上，只要有足够的期待，它就会随时地，在巷道曲折处透露日常生活的诗意，给我惊喜，让我的悠悠怀旧之情和翩翩天外之想都有措手之处。但，这样的怀旧之情和天外之想，其实是因为，我和它之间仍保有距离。

 要写这篇“双城记”，我在想，要不要召唤出那些惊喜的瞬间、诗意的情感，来组成这一个旧照片里的古城潮州？　或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客观地写出两个深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以作参照？

这样想着的时候，正在潮州呆着，度过一个典型的春节。对这城市，处于审美的最饱和点和惊喜的最稀释点，当我想谈及一点对家乡的情感时，竟然一提笔就是巨大的厌倦。

这是一种被端详过度的情感衍生的厌倦。神州大地上的小城生活，尤其是小城人际生活，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归根到底，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老家，就意味着TA有什么样的童年和原生家庭。一个人回到什么样的老家，其实就是回到什么样的缺陷里去。

老家隐喻我的缺陷。我拥有一个糊涂、笨拙并且错漏百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想，这样的经验也并非由我独有。

在潮州城外的北堤，常年聚集着不少小城失意者、失败者和无所事事者。我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在我们那所中学，如果没有去北堤散散心的，基本就等于没在潮州读过一个完整的中学。我们在那里遇到过小偷、骚扰者、暴露狂，但没办法，我们仍然很喜欢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的气质，又野性又偏僻，适合全世界的叛逆者和失败者。

那里长着大片浪漫的植物，如今我终于知道了它们的学名，一种是白茅根的花，另一种是白花鬼针草。我们(所谓我们，就是几个同学)　总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我们每个人都说，只要我们离开潮州，就什么都好了。

有一天我终于真的离开潮州了，心里狂喜地意识到，我可以非常干脆又非常自然地，把那个旧的我抛弃掉，丝毫不带留恋。没有人知道曾有那样一个旧我，也没有人会批判我的无情。这是人生里一场最合情合理的背叛，最愉快的转身。故乡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那就是，把我送走。

太庆幸了。由地点作为坐标，轻松地摆脱了那么愚蠢的自己。如果说故乡是一个子宫，那么后来我到达的城市广州，将是我自己的身体，——然而，我也没有做到如此。

我发现，对我而言，广州依然隐喻着缺陷和残疾。而且创造了新的残疾。

相比于潮州，广州于我简直太自由了。首先当然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父亲，没有三姑六婆。其次又因为，这座城市本身也有着散淡的气质，有人说，广州是一座可以穿着拖鞋逛街的城市，是一座可以草根和土豪兼容并蓄的城市，鄙视链非常淡漠，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种“你的日子你爱咋过就咋过”的疏离态度。这一点与潮州实在大为不同。

在潮州，父母训斥孩子，最严厉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事，在社会上会被“划裂脊梁”。意思是，会被别人在背后议论，指指划划，以至于把脊梁都“划裂”了。

以前他们一说这句话我就震怒，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竟要被大众的看法限制，这就是侮辱!　我当然更加要逆流而上，本来可以妥协的事，听到这样的话，反而不能让步了。

悲哀的却是，即使在广州，我仍然不自觉地延续着之前的一切，惯性的力量巨大，包括关于失败的惯性力量。甚至于，我也会怀念“被人划裂脊梁”那句话的语境。

听家里老辈亲戚说，几十年前，父亲入党的时候，爷爷非常高兴，春节祭祖的时候要告诉祖先。姑姑对爷爷说，党员是无神论者噢。爷爷说，无神论者也要告知祖先!在吾乡潮州，你终生的努力，很可能就是为了“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那一时刻。

父母也一样，一年里最重视春节回家的那几天。因为在这几天，在漫长的拜年和被拜年、聚会和被聚会、吃和被吃，他们能感到，处于熟悉的评判标准里，充分地感受到坐标感，并依赖它。

而我，明明摆脱故我的我，为什么也会被这种坐标感植入呢？甚至于感到某种饥渴？

心理类的书籍里常会看到这种类型的故事。比如说，某个女性婚后受丈夫家暴，经过心理医生的催眠和治疗，原因是她小时候，爸爸家暴妈妈，她从小想逃离家庭，事实上却嫁给一个类似父亲的丈夫来家暴自己，因为这样又回到了熟悉的童年环境。不知我以前，对老家的某些心情，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

我可能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彻底地在广州这座城市里，摆脱了另一座城市(潮州老家)　的控制。或者说，摆脱了另一个旧的我，创立一个新的我，这个时候，尽管开始频回老家，却是比前面十几年更为彻底的旁观了。

我慢慢地意识到那就是我生活里真正有意义的事：创造新的自己，甚至不止一个自己，而是多个自己。在一个或多个地方，陌生的或者熟悉的城市。

我想有各种新的活法。诗人佩索阿这样说：“我们的存在是一块辽阔的殖民地，有不同种类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知。”“我想在遥远的国土过不一样的生活，我想成为别人，在陌生的旗帜下死去……我想拥有所有能让我变得荒谬的东西，恰好因为它们会让我的本质变得荒谬，事情总是它们存在的样子，而非它们应该存在的样子，应该的存在，不是为了更好或更坏，只是为了不同。”

换一座城市，从一个世代相熟的潮州，到一个自由的广州，究其根本的意义就是换一个活法，想拥有让我变得荒谬并且变得更真实的东西。但显然，那还不够，我还想有更多的活法。我想成功地创立出这多个的自己，在迥异于以前的城市里。即使只拥有一种创造的想象，那也是辛苦得来的自由。

文：陈思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