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新家，回到旧家，我妈指着小房间里两张地图问，我们在这住多久了。我说，十三年。顿一下，才发现一九九七至今是二十三年。我总是习惯性地把千禧年以来折算成十年，时间被意识压缩了。地图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用订书机订死在墙上，各种贴纸、便签、图画，乱七八糟，还没完全褪色。上面有些地方已经解体了，有些几近沉没，有些打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能走出战火。十三和二十三年，在二字打头的年份里，好像显得有点差别，又好像差别不大。

香港回归前几个月，我们搬家了。那时我还小，大人们先去了，留我和一些小型家具在一部三轮车里，然后来了一个手脚最快的叔叔，推着我和家具们去往新家。关于搬家，我只记得这些了。从车厢式的一室一厅到带阳台的两室一厅，大人的快乐我不懂，我只为一件事高兴，就是从前那栋楼里玩得最好的姐姐，从此要和我对门对面了，这种如愿以偿的巧合太幸福了。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大家都喜欢同比自己大的人玩。姐姐很快到了发育的年纪，同我疏远了。

新家在一楼，水泥地皮，木窗木门，我们就这么结结实实地把旧家具照搬了进去。一楼光线差，户型又很怪，自那以后，几乎每个白天都要开灯：烧饭要开灯，吃饭要开灯，写作业要开灯。但阴暗并非重点，重点是由此而来的潮湿。很多年里，我家的墙皮不断渗水、掉皮，我家的衣被大清早晒出去，吃过中饭就落荫了，我家橱柜里的物什，总是隔一季就出霉点，白白的，密密的。那天有一只漂亮的五斗橱，搬进来时磕坏了一只脚，从此只能用硬板纸来垫。慌乱中，谁知道是在哪个叔叔手里坏的呢，仗义帮忙的人又怎能责怪呢。那只脚仿佛是一切吵架的开端，后来我家有过无数次大人的吵架，一切都发生在阴暗中。

小学四年级，非典来了，我借住在爷爷家。要挤很久的公交，再步行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每天戴口罩真的很痛苦。终于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口罩可以摘了，我家的装修也快好了，大人允许我回家看看。住到第六年，终于有钱搞装修了。那时爸妈在公园里开一爿照相馆，赚点小钱，但很快，数码时代就干翻了所有机械设备，我们关店了。好在这笔钱刚够还房子的欠款，以及在我妈的强烈要求下，剩下的钱用来装修。此前老王一直唱反调，他说，水泥地皮有啥不好，冬暖夏凉（其实冬天无比冷）。我在一边跟着瞎附和。但当装修结束，我们躺在木地板上，还是幸福得说不出话来。老王伸出大拇指，还是妈妈厉害。我跟着笑。那以后的每个夏天，老王都会耐心给两个房间的地板打蜡，打得晶莹剔透，滑溜溜的。直到后来，他没有力气打蜡了，说起家里，最不变的自豪还是地板。

那天是我人生中快乐的天花板。此后我每次感到极度快乐，心里都会浮起那个下午的情绪。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学期结束，我回爷爷家之前，先走回自家看一眼。天气开始热了，但走在路上还有点风。我在必经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冷饮，那是一种叫泡泡的冷饮，里面是细软的冰淇淋，外面用一个类似气球皮的东西包着，咬一个洞，就可以从气球皮里吸食。长大后我多次同人说起这种冷饮，得到的回应都是没见过、没吃过。而我在形容的时候，总感觉那个外壳更像一个避孕套：这种冷饮真是太奇怪了。总之我回到家，刚好吃完，肚子凉凉的，一楼的房子在夏天里也是凉凉的。我们躺在地板上，老王说，打蜡，学不学。我说学。至于怎么打，聊了啥，我想不起了。只记得那一天那一路，无比的快乐，莫名其妙的快乐。快乐真是纯粹又强健的东西。

这些年我们的邻居陆续搬出，搬进，一批一批，来来去去中，最开始的那些面孔大多不在了，戴金链子的叔叔，传说是前黑社会老大的叔叔，嫁给包工头只能独居的阿姨，没工作却穿着时髦且暴露的阿姨，长得帅但没礼貌的哥哥，还有对门的姐姐，不是走了，就是死了。剩下没搬的老嚷着要搬，又嚷着要等拆迁，毫无动静地，小区一天天在变老。附近那个我和老王都读过的小学，老职工讲，现在招的都是外地人的小孩了。我说这有啥不好。她转念说，还是外地人好，不闹，本地人又穷又赖。我想了想，以前家长确实闹，晚托班提早了，伙食费涨价了，动不动就在校门口骂人，搞得相关的小学生很没面子。

我家也老想着搬，几次动作，最后都因为老王的病不了了之。他走之后，家里更冷清了，我妈需要一个新环境，我们凑了钱，再带上我那笔常被人问起要怎么花的奖金，总算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二手房。不新，仍然没有电梯，仍然一式两厅，但光线好了很多，再也不愁衣服晒不干了。简单修补后，我们要挪窝了。我妈说，老王，老房子暂时留给你一个人享受啦。

搬家是一场大型告别，和搬寝室或出租屋不同，几十年的印记，被藏在各个角落里、抽屉里，一拉出来，满地都是。我吓了一跳，这么多。我妈说，一家人家啊，什么代价。明明是可以扔的、过气且无用的东西，却因为它的过气和使用记忆而舍不得。一片垃圾，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断舍离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一顿捡漏。比如我从小就觊觎我妈的一件呢大衣，无数次趁她不在偷偷试穿。她老不穿，说干体力活用不着，要等正式场合，却又碰不上什么正式场合，现在终于松口说不要了。比如超好看的DIY露指手套和拖鞋，比如老王的复古围巾，百变工具箱，各种记账和留言的字条……渐渐地，东西越来越多，我理了很久，发现告别是一件越理越找不到头的事。

我把精简后的宝贝堆在写字台上。我在这张写字台上写过无数次作业，写完作业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冬天玻璃太冷了，冻疮长过几次。老王搞了一块二手电热板，好几次烫出了裂痕，玻璃台板底下有好多照片都被漏进去的茶水泡得看不清了。

空间和人发生关系，我看见什么，就会想起一些人。在弄堂角落配钥匙的叔叔（传言配出几套房），批发草纸和饮料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双熊猫和旺仔），修表的人（电池比商场便宜不止一半），做床单的人（山寨米奇图案），卖香蕉的人（只卖香蕉这一种水果！），这些人都在我家留下了印记。直到现在，每当我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这些相关的人，好像地图上是先有人，再有地点。然后我想到那些常在我家赖屁股的叔叔们。我努力去想当年帮忙搬家具的面孔，砌墙皮的叔叔，焊防盗窗的叔叔，心里吓了一跳，他们大多竟已不在了。喝酒的喝死，抽烟的抽死，还有生病的，出意外的，活到四五十岁就没了。我想起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叔叔，下岗后去当装玻璃工人，不知怎么就被玻璃砸死了。我想起他们，觉得非常非常远，远到分不清他们究竟消失在时间的哪个段落里，离当下有多少距离。他们是很倒霉又很快乐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我能记起的，全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大大方方的样子。

搬家要送糖糕，新邻居要送，旧邻居也要。我在去杂货店送糕的路上碰到了老板娘，一个脸圆圆红红的阿姨，这么多年她都一直喊我宝贝。这天她看起来要哭了，不等我说啥，她就先说要关店了，然后才说自己身体不好。收下我的糕，她在聊新房子。我脑子却嗡嗡的，不知为何，我想过邻居搬走，想过自己搬走，我竟从没想过杂货店关门，尽管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近三十年的杂货店要关门了，我恍惚觉得一个小区要结束了。

与此同时，老火车站也要关了。它太老了，春节后闭关装修，几年后再见。我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去有十年了，几乎不坐高铁，老火车站离家近， 12块5的普快，印象里没涨过价。我把两件事并到一起，第一反应竟是自己得长大了。忍不住要笑，都快三十了，我还在想“长大”的事情。可这又是真的，在搞不清楚速度的时间里，我也搞不清自己的进程。

我又收拾到小时候的记事本了。有时候写字，有时拼音多过字，有时会剪漫画来贴。在大白鸟头顶的横线上我写了：

一九九九年的事

我们送走了一九九八年，又迎来了一九九九年。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月一日，我可真开心。

作者：王占黑
编辑：钱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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