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高下穷烟霏”这句诗，出自唐韩愈《山石》，写他黄昏投寺到次日登程告辞的经历，唐宋时极负盛名。金元好问批评秦观云：“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即认为这样的诗方可称作丈夫诗。清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更依据韩愈《洛北惠林寺题名》，知此诗所写为贞元十七年（801）七月二十二日事，同行有友人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所投寺即惠林寺。不妨先将全诗抄录于下：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前八句写黄昏到寺，寺景如画，寺僧殷勤接待，引导观看佛画，且为整理床席，安排晚餐，虽不丰盛，已足温饱。下二句写夜宿感受，安静而有月光入室，契合住寺之雰围。再后六句写清晨离开之感受，烟雾弥漫，变化倏忽，道路曲折高下，景观烂漫红绿，幻变无穷，山中远离尘嚣，作者感受在此生活的随率惬意。最后四句引发议论，美好如此，正是人生最好乐园，何必重回俗世，为事务所局束呢？

韩愈因此一夜经历而感慨人生，我也乐意摘其一句以概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此句诗言，“出入”是偏正结构，这时是“出”，其实也就是昨天“入”的山径。山路时往高处行，时向低处绕，曲折多变，坎坷不平。早晨离开时，雾气笼罩，“无道路”是说道路看不清楚。烟霏是在流动变化的，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释此句七字“极浓缩精炼，显示出诗人一会儿往高处攀登，一会儿往下行走，一会儿走出烟雾，一会儿又隐入烟雾的情景，一‘穷’字写尽诗人‘高下出入’于‘烟霏’的淋漓兴会”。韩愈的感受，其实也是每个生活在现世的人必然会有的感受。出身无法选择，求学求职求偶是可以选择的，但谁又能保证你的每一次选择就正确呢？烟雾弥漫的现世，你能看清的永远只是眼前一瞬。学术可能是更复杂的人生，任何人初入此途，都会感觉眼前无路，坎坷艰难。当然会有朋友，会有同学，会有老师，会有亲人，谁能引领你走出迷途呢？读禅宗灯录，可以看到很多高僧都曾有遍参山林、未得机缘的经历，后来之得契法会，言下大悟，是经久不歇遍访名师后的偶然遭际，是“出入高下穷烟霏”后的最终收获。借此句诗，我愿略述自己的学术经过与感慨，更为自己曾亲炙名师，并在读书与交往中得与前贤今哲欣会请教，感到庆慰。

本文作者，摄于一九八六年

我现在任教于复旦大学，专业是古代文学，特别致力方向是唐一代文史研究与基本文献建设。我家先人没有涉足文史研究领域者，我本人的求学经历也颇多坎坷，何以走上这条道路，自己也不能完全说清楚。首次踏进这所大学，是1966年秋大流动时期，此前仅读初中一年级，知道有大学，并不知道大学如何分科，如何教学，更不能想象还有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此后融入广阔天地，知道有《唐诗三百首》时已经快二十岁了。同一个单位有来自南通中学的不少高中生，经常说到他们的老师严迪昌与古典诗词，因此跟着读到《中国文学史》与《苏东坡集》，还有各种中外名著，不少是残本。严先生后来以治清词名家，认识他已经在2000年以后，谈及往事，颇多感慨。

与陈允吉先生，2021年11月

务农八年，繁剧劳作之余居然也读过一些书。当我在1977年初获推荐入学，最大的愉悦是以前仅闻其名而难以得见的书，居然图书馆里都有。课程很浅，我则抓紧时间充分读书，全无条理，全无目的，兴之所致，浑囵吞象，似懂非懂，一往无前。那一届学生在入学前就确定毕业去向，我的去向是文化部。那年秋天，担任陈允吉老师开设的历代作品选课的课代表，陈老师很认真，周三晚必到学生宿舍辅导。我则全程陪同，更多时间是两人海阔天高地聊古今各路学问，凡读书有疑问处，都向他请教，收获巨大。他也得知我稍具基础，兴趣广泛。那年岁末高考恢复，次年春开始招收研究生，提倡不拘一格，发现人材。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班上同学怂恿鼓励我可以一试，陈老师找到王运熙先生给以推荐。那时专业课程还没恢复，从报名到考试，仅有两个月准备时间。当听说仅招一人，报名者已超过九十人，信心完全受挫。路遇陈老师，他认为我的实际水平不逊于以前的大学生，可以有信心。他的判断坚定了我的信心，居然就考取了，这样有机会走上专业道路。

1981年12月作者（后右）与朱东润先生（前坐）合影。后左为黄宝华。

研究生方向是唐宋文学，导师朱东润先生那年八十三岁，精神健旺，隔周上一次课，下午三点到五点，地点在他家二楼书房。一学年课，分别讲唐代与宋代文学，讲作者，也带着读诗文。朱先生主张讲中国文学必须知道外国文学，讲现代文学必须知道古代文学，也讲读懂作品必须知道作者为何要这样写，这样写与前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寄意，有什么技法。其间，先生会不断询问你们如何看，说研究学术一定要有自己的体会，不要人云亦云。先生在《诗经》《楚辞》《史记》及传记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讲解，都曾说到，不作为重点。那时虽然尽量找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来阅读，学力相距太远，常让先生失望。我也在努力，第一学年所交作业，平生第一次独立写成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所涉又是无数人研究过的杜甫人生的关键点，先生读后有肯定，也指正瑕疵。这是先生的一般立场，觉得师生之间的过度表扬都不合适。有几句过誉的评价，我还是许多年以后方听说。做学位论文时提交的作业，先生阅后评价是，这样从基本文献的梳理开始做，三年是不够的。毕业鉴定中，对我学术水平的评价，也仅说善于在复杂文献中发现问题，作出判断。最近十多年多次有机缘整理先生遗著，方明白当年听课，许多都没听懂，先生随意说到的许多话题，早年都曾有很深入的研究。整理遗稿是一次重新温课，收获远超当年。

那时负责研究生基础课的是教研室主任王运熙先生。从为人与为学风格来说，王先生与朱先生差别很大。他个性随和，讲话平和，讲课内容也如涓涓细流，平实道来。对初学尚未入门来说，最为合适。讲中国史或思想史，他只是罗列重要的著作、重要的学者，指出治学关键点之所在。讲目录学为治学初阶，说明基本原则后，重点介绍《汉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书。对近代学术流派，则讲西学东渐中各流派之差异，而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派。对学生之提问，无论深浅，都作理性充分的回答。对有见解的作业，也乐于主动推荐发表，我几次得到这一待遇。起步阶段得王先生之指点，是我的幸运。

1988年初，与王水照先生（左一）、王运熙先生（左二）、骆玉明先生（右一）在复旦曦园合影。

作以上说明，试图解释我的步入学术，偶然性很大，后来虽然有专业训练，最初则有很长的自学时期。自学的好处是有动力，无所畏惧，缺点是漫无归摄，缺乏系统。留校工作后，似乎有所改变，也没有完全改变。复旦的学术氛围，时时提醒我必须追求做一流而合格的学问，什么叫一流而合格，只能自己理解。今人喜欢以发表刊物、同行评议、学术获奖，乃至国际认可来评定高低，四十年前似乎全部不讲。现在回想，大约以一流学者认可最为重要，我对自己定位，则希望多做前人未做，或虽做而未能做好的工作。要达到此点，则需要对前人工作有充分了解。那时读书真很勤奋，整天泡在图书馆，什么书都读。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在说那怎么可能啊，可那时真信。从古人原著阅读中发现问题，总应属于自己的收获吧，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自序说虽然自己所得，若有前人说过，也一概删去，也应该成为原则。现代学术的特点是学科分工，壁垒分明，可我从开始涉学，就遍涉四部，复旦的氛围也能容忍，那就坚持吧。

读研阶段，就对历代学术有浓厚兴趣，对近代兼治文史的一流学者的著作，也多择要阅读，体会治学方法。就我独立完成的重大选题来说，还是以唐诗辑佚为起点。最初感觉，唐宋以来治唐诗而有成就之学者，何啻千百，基本工作前人早以做尽，不留余地。见到《全唐诗外编》出版，结合已经见到的文本，发现仍有很大疏失，方发愿重加辑录。我考察历代总集编纂之得失，受启发最大的是逯钦立、唐圭璋、隋树森各家，以后才知道王仲闻工作之于《全宋词》的意义。我将得自余嘉锡的目录学方法，得自陈垣的史源学立场，加上前述各家总集编纂之成就，转用到唐诗的考证与辑佚。《全唐诗》号称钦定，久有定评，补一二首容易，要通补一代，谈何容易！

上述工作展开前后，国内唐诗研究风气也在发生明显变化。与主流研究圈的接触，在1986年以后，但从1978年以后刊出论著，已经明显感到文史融通立场下，追索唐诗人生平与唐诗写作本事的工作，全面有效地展开，陈寅恪、岑仲勉治唐史的方法，在唐文学研究中得到明确落实。我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清算前代，对《全唐诗》近五万首诗来源，以及前人辑佚之得失，作逐一的追究，较早的发表有《〈全唐诗〉误收诗考》和《读〈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希望看到前人疏失引起自己辑佚之警惕；二是广检群书，充分辑佚，从前人之随遇而辑，变为循目录、有计划的辑佚。两方面的所得都远超想象，当然问题也所在多有，特别是古籍检索数码化普及后，早年工作的得失被无限放大。因为还在持续坚持地做相关工作，当然比别人看得都更为清楚。

随朱先生读书时，先生再三说好的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绝不会是好学生。我知道这是老师的鼓励与激将，饱含期待。我也深知如我之早年失学，晚方入门，随流而进，不遭淘汰，已属万幸，何敢作过多幻想。循常格既很难有所创造，何妨扩大堂庑，挤占前人疏忽之领域。于唐诗如此，此后作唐文补遗亦复如此。稍后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则继续陈垣未完成之工作，牢笼群书，细分文献，以求恢复一代史籍之真貌。超越文学，坚守史学，自感有特殊所得，亦足珍惜。

随时间推移，年事渐增，方悟如我之一辈，虽出生稍晚，恰遇天地翻覆之大时代：一则社会稳定，国家升平，有四十年得以从容学术，前辈难奢望也。二则对外开放，海禁大通，得以从容海外，见不同气象之研究；广涉异域，沟通别种之文化。眼界大开，新说纷呈，学术更多元也。三则科技日新，观念日新，从写作手段到文献检索，从善本公开到信息及时，无论做何路学问，都是千载难逢的机缘。我个人之工作也经历几段不同之变化。初期如前述，在本校而安静求学，得指点而稍悟学理。其后则广交海内外学术同道，向不同领域前辈多方请教，更难得的是多次在海外访学与任教，学术兴趣也有显著变化。

（陈尚君著《出入高下穷烟霏——复旦内外的师长》，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