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下，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搀扶着宋庆龄来到北京医院。宋庆龄忍着悲痛，最后一次仔细端详躺在灵床上的、清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一位，生活和工作中，无论大小事情，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而周到。

与周恩来遗体告别后，宋庆龄默默地回到了家。她的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本来情绪就很坏，听到指责立刻就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所以，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造她的谣，却从没有人对她的个人行为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地不尊重了。

1月15日，她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这以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这一次她终于忍无可忍，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秘书杜述周：“26日我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27日。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满怀愤懑离开了北京。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没有携带行李，拒绝回到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了北京饭店1435号房间。当天下午，她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朱德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驱车直奔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9月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下榻北京饭店7031号房间。11日、12日、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拄着拐杖的她已经衰弱得站立不住。起初，宋庆龄还能斜靠着搀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撑；后来，她再也坚持不住，身体直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忙请人搬来一把椅子，她扑通坐了下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了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摘选自《宋庆龄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何大章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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